河堤比想象中更难走。
昨夜挖开的缺口还在，只是不再哗哗作响。浑浊的河水涨到了齐腰深，水面漂浮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半截木梁、连根的枯草，还有一只早已不动弹的死鸡。新挖的引水沟被淤泥填了一半，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村东头王老蔫家那床又潮又沉的棉被上。
父亲已经在那儿了。
他没背我，也没让我扶，只是独自一人站在缺口旁，盯着河面发呆。晨光熹微，照在他湿透的裤腿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泥壳。听见我的脚步声，他没回头，只哑着嗓子问：“你爷爷起了没？”
“起了，在喝粥。”我说着，凑到他身边。
这一看，心猛地往下一沉。
河水不再是昨天下午那种汹涌的怒态，它变得粘稠、迟缓，像一锅熬过了头的米汤，裹挟着泥沙，以一种令人心慌的速度往上涨。河堤内侧，原本种着黄豆的坡地被啃掉了一大块，裸露出的黄土断面，像被野兽撕开的伤口。几个早起的汉子正挥着铁锹加固堤岸，没有人说话，只有铁锨插入泥土的闷响，和沉重的喘息声。
披着蓑衣的那位老人也在。他就是村西头的二爷，年纪大了，昨晚没让他下水，今早却又来了。他没拿工具，就那么盘腿坐在最高的堤埂上，手里捻着几根湿漉漉的蓑衣草，一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河心。风吹动他花白的胡须，那蓑衣上的水珠滚下来，砸进泥里，瞬间没了踪影。
“二爷，回吧，这儿风硬。”有人劝。
二爷没动，也没回头，只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这河，是咱们爷们儿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它要是想回来，我得在这儿迎着。”
这话不高，却压过了风声。父亲没接话，只是弯腰捡起一把丢在地上的铁锹，走到二爷身边，一下一下地往堤上培土。我也没犹豫，脱了鞋袜，挽起裤脚，踩进那冰凉刺骨的泥水里。泥浆漫过脚踝，像有无数只手在往下拽，但我咬着牙，学着父亲的样子，把一锨泥重重地拍在堤坝上。
太阳终于费力地从云缝里钻出来，光线惨白，没什么温度，照在满目疮痍的河堤上，照在那一张张疲惫又坚毅的脸上。河水在阳光下泛着一种病态的亮光，像一块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碎的玻璃。
父亲直起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泥水混合物，指着河面漂来的一块木板对我说：“看见没，那是上游李庄的。水再这么涨，咱们村的房梁就得跟着走了。”
他顿了顿，眼神越过河面，望向远处雾气笼罩的田野，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今晚要是再下一场，这堤……怕是顶不住。”
说完，他又弯腰干活去了。我看着他被泥水浸透的后背，那弧度像一张绷紧了的弓。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爷爷说的“根扎得深”，指的不仅仅是枣树，更是眼前这些人——他们沉默着，忍耐着，在这片随时可能被水吞噬的土地上，固执地扎着自己的根。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铁锹深深插进泥里，仿佛这样，就能帮这河堤多撑住一分力气。
父亲歇了口气，把铁锹往泥里一插，也学着二爷的样子坐了下来。他从兜里摸出旱烟袋，却发现烟叶早已湿透，揉搓半天也点不着，只好作罢。
“你二爷那年，才十七。”父亲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盖过了风声。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二爷依旧盘腿坐着，背影像一块浸了水的老礁石。
“五四年，比这大得多。那会儿没有这河堤，也没有这排涝沟。村前的坑塘连着田地，雨一下就是半个月，水漫过了锅台，家家户户都泡在汤里。”
父亲捡起一根浮木，在泥地上划拉着：“那时候你爷爷他们那辈人，年轻气盛，看着庄稼被淹，心里急啊。是你二爷，带着村里几十号壮劳力，拿着铁锨和箩筐，硬是在这荒草坡上挖出了这条河。”
“挖河？”我有些诧异。眼前的河面宽阔，怎么看都不像是一群人拿铁锨挖出来的。
“可不是现在的样子。”父亲指了指脚下，“那时候全是芦苇荡和乱葬岗。二爷领着人，白天挖，晚上守，饿了就啃口冷窝头，渴了捧口浑河水。有人嫌苦跑了，有人累病倒了，只有他，从河头盯到河尾。有一回塌方，差点把他埋了，挖出来后咳了半个月的血，愣是没躺下。”
父亲顿了顿，看着河面上漂浮的杂物，眼神变得幽深：“河挖通那天，水‘呼’地一下泄出去，全村人都跪在泥里哭。二爷没哭，他就站在那儿，看着河水，说了句：‘这河，是咱村的命脉，以后谁也不能忘了。’”
我怔怔地看着二爷。晨光里，他那件破旧的蓑衣似乎在发光。原来他守的不是堤，而是他亲手挖出的命根子。
“所以，”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沉了下来，“这河是他一锹一锹挖出来的，现在水大了，他怎么能不来守着？哪怕堵不住，他也要看着它。”
话音刚落，二爷忽然动了。他慢慢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脚，然后弯腰拾起一把丢在地上的铁锹。他没有看我们，只是望着浑浊的河面，沙哑地说：“别歇了，水涨一寸，咱就得加高一尺。这河，不能毁在咱手里。”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十七岁的少年，正透过岁月的迷雾，与眼前的老人重叠在一起。我握紧了手中的铁锹，再一次将它狠狠地插进了河堤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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