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向于梓良暗示过好多次，要给他找个继父。
他能理解，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这几年一个人将他拉扯大挺不容易的。
母亲温和地征询他：“你同意吗？”梓良说：“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只要你认为好就行。”母亲又说：“他将来一定会对你好的。”梓良说：“对我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对你好。”
那个男人在镇中心开了家服装店，三年前他去城里进货，由于天黑路滑，满载货物的面包车撞上了石墩，妻子当场死亡，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
男人第一次来他家时，西装笔挺，皮鞋闪闪发亮。这个和新中国同龄的男人，脸上写满农民的朴实，又不乏生意人的精明。他拍拍梓良的肩膀：“你就是阿良吧，长得真精神。”梓良仍旧在读他的《青年文摘》。母亲见状示意道：“阿良，叫王叔。”梓良叫了声：“王叔好。”男人从皮夹里抽出五百块钱，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取悦梓良，并当着母亲的面对他说：“我以后对你就像亲生的一样。”梓良没想要，母亲在一旁说这是王叔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他从男人手中接过见面礼，心情变得莫名的沉重。
一个月后，母亲和王叔去镇上领了证，照片上她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甜蜜。通知了几家临近的亲戚，在王叔家里摆了两桌丰盛的酒席，权当完成了婚礼。
母亲选择再嫁，周围许多人是颇有微词的。但幽默的王叔说：“结自己的婚，让别人说去吧。”
母亲走后，家中只剩他一个人了。每当夜幕降临，一种无言的孤独感便会跃上他的心头。
他们家族有过一段漫长的辉煌史，在远近几个村子里都有着深厚的威望，**期间，他们家族逐渐走向没落。然而当改革之风吹到他们村时，他的叔伯们靠着雷厉风行的手段，又很快成了村里的成功人士。在他孩提时代，他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老少少二十多口人，好不热闹。后来，叔伯们都在外面造了大洋楼，他家也搬到镇上去了。那片房子曾经是他们家族辉煌的象征，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过去式；仿佛一位濒临死亡的老人，瘦削的身躯在秋风中飘摇。
他意识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孤儿，内心的苦楚在午夜梦回时一拥而上。暑假，他在水泥地板上铺一张席子，点一盘蚊香，将吊扇开到天亮，勉强可以打发漫漫长夜；楼上极度闷热，无法入睡。难熬的是寒假的夜晚，阴冷的风从木窗洞以及其他缝隙中灌进来，他盖了两床厚实的棉被，还是不停地哆嗦。除夕之夜，人家都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他却一个人在冰冷的家里守岁。他在废弃的铁锅里生了火，以此来驱散身上的寒冷。外界的热闹似乎是为了衬托他的孤独，没人同他说话，他只能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母亲怕被村里人发现，经常选择在夜里偷偷地来，给他带点食物，或者来打扫卫生、缝洗衣物。夜里公交车停运，来回二十多里地，母亲都是靠双腿。
终于有一天，母亲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依着他的性子，宁愿自己一个人生活；虽然孤苦，但他已经年满18岁，可以自力更生了。但是面对母亲殷切的眼神，他内心的倔强被打败了，他实在不想看到母亲来回奔波之苦了。只要母亲能开心，他住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此，梓良就要搬到王叔家去了。
临走前，他抚摸着家里的每一件物品，家具、电器、衣物都能搬走，但搬不走的是记忆。读初中以前，他过着令小朋友们羡慕的生活，后来父亲患了绝症，钱全扔进了医院，还欠了一屁股债，连大洋楼都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镇上的杀猪汉。梓良从初二开始重新住进了闲置多年的老屋，如今他将要永远离开这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人，它最终难逃坍塌的命运，他成了这块土地上最后的坚守者。
父亲生前是镇上的公务员，当官没几年就找了个情人。这件风流韵事，在王坛镇有若干个版本，在村民们丰富的想象力的推波助澜下，出轨过程，甚至那些床上的细节都描绘得淋漓尽致，好像是当事人亲口讲述似的。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那个穿着妖艳的贵州女人就带着一帮人来争家产，为此还出动了警察，闹得沸沸扬扬。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小镇上人们茶余饭后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其实，父亲压根没留下什么遗产，钱都花在给他治病上了。自从父亲查出患了尿毒症，家里每时每刻笼罩着一层悲伤的气氛，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父亲三天两头要去市人民医院，大把大把的钱往里砸，大半年下来，瘦得皮包骨头。当时梓良在镇上的初中念书，每周末同学们都背着书包开开心心地回家，唯有他总是心事重重。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父亲悄悄溜出家，去了镇政府附近的白鹅潭，纵身跳了下去。第三日清晨，下游捕鱼的大叔报了案。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全身臃肿，模样吓人。没有人知道，父亲赴死前想了些什么，他应该在潭边徘徊了许久吧。
作为一个男人，他理应承担起照顾妻儿的责任，然而当疾病缠身、医治无望时，他选择了这条不归路。活着需要勇气，自杀何尝不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呢？
父亲是留了遗书的，漂亮的钢笔字写在政府专用信笺上。父亲说，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一是因为为了给他治病，搞得倾家荡产，他不想再连累妻儿；二是因为那件不光彩的事，他觉得愧对梓良的母亲，结束自己的生命权当忏悔了。
梓良坐在破旧的沙发上，环视着身边的一切。房子是老式的木结构，门前水沟散发着臭气，墙上的油漆大面积脱落，残留着壁虎爬过的痕迹；几只飞虫绕着日光灯旋转，在闷热的晚上显得极其可恶。他抬头看到父亲的遗照，装在相框里，四周套着黑布。
父亲在世时，总是教育他做人要坦荡、正派。父亲死时才46岁，当时他才15岁，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可惜。之前同学们都羡慕他有个当官的父亲，但当丑闻传遍小镇时，他从同学们眼里读出了更多轻蔑的神态。
父亲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坏人的专用名词。
妇女们和男人调情时，总是这样说：“你个挨千刀的，臭流氓，于正第二！”
女人们警告自己的男人时，总是这样说：“要是你像于正那样在外边找女人，老娘打断你的狗腿！”
老爷子们教育自己当官的儿子时，总是这样说：“当官断不为于正之流！”
于正就是梓良的父亲。
他虽然对父亲充满怨恨，但看着父亲的照片，还是不自觉地流泪了——毕竟血浓于水。他对父亲的崇拜是自打懂事起就产生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父亲曾是他的引路人；之后的失望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种表现，抑或是他心中英雄梦的破灭。父亲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但为什么这个他最敬重的人制造了镇上最大的丑闻？照片上的父亲英姿飒爽，嘴角张扬着骄傲的笑，这真是一个美男子。不得不承认，除却生活作风，从其他诸方面看，父亲确实是一个好人。
他过惯了富裕的生活，转眼之间这一切荣华富贵都离他远去了。
早年间，逢年过节家里客人不断，所有人都想着法儿给他们家送礼；父亲死后，家里变得异常冷清，那些势利的亲戚们避而远之。
他能感受到，就连班主任对他都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他自尊心强烈，物质上的清贫尚可承受，精神上的冷漠却不堪忍受，残酷的现实给他幼小的心灵一记沉重的打击。
他的成绩直线下降，但他好像有点得意，自欺欺人地认为在用这种方式报复死去的父亲。
高考后，于梓良去了东北一所建筑学院。
他是一个人去乘的火车，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离开这座小城。同学们大都留在了繁华的浙江，他却被无情地放逐到遥远的东北。当火车驶离绍兴站时，他的眼泪哗地下来了。
他之所以志愿报得那么遥远，是想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逃离眼前的一切。他想，地理上的距离多少能抚慰心中的伤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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