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讨论会上，陈野讲了十分钟。
没有产品报价，没有一台县医院服务器就能跑全部临床场景的承诺。他们提交的是按权限运行、关键结论复核、变化可追溯的实践建议，先请不同使用方找出不能照搬的地方。
第一位医学专家问：“你们老说双签。机器能签责任吗？”
“不能。”陈野答，“这个叫法容易误导。我们要保留的是专业职责、复核过程与企业应承担的产品服务义务。”
另一位问，若医生只看人工智能画的圈，十五秒确认，岂不是更容易漏掉它没画的地方。
林晚接过话：“是。因此材料里不能把极短确认时间当作效率成果。我们希望让有资质人员按实际任务充分核查，不让签名变成盖章。”
她是主管技师出身，如今负责质量流程。临床判断的问题，由参与的医师与相应专业团队答，不由她替全部医疗岗位下结论。
材料汇总十七家机构获准提供的有限统计，各自观察期、产品和任务不尽相同。十一万四千份记录是范围数，既不是阳性病例数，也不是每一份都有病理结果的统一验证集。
一位专家指着旧稿上的数字问：“为什么此前把低置信度比例写成一减灵敏度？”
陈野承认分类有错，指出已更正的页。
“灵敏度要在有适当参照的实际阳性样本里核。转人工比例是另一回事。”
那位专家点头，继续往下看，没有因为他坦白就放过其余问题。
有限样本没有发现某类问题，不等于零漏诊；不同机构没有充分可比的对照，也不能硬写双签使行业漏诊率从百分之零点四降到零。
效率统计同样拆开：资料检索、待核任务和临床判断各自耗时，不能把四千三百份疑难报告“每份省二十六分钟”拿来证明所有医生都省下一上午。观察是否有偏差、工作是否转给别人，都要留。
信息化专家最后问：“是不是给野火量身写的？”
陈野没有急着反驳。
“最早的材料，确实带着我们的做法。所以今天来，请各位指出哪些条件不必要，哪些职责我们写错了。不同厂商能不能照着做，要由不同厂商和使用方验证。”
接口形式、模型种类不作指定，留存按用途与适用要求确定，数据处理不以一句私有部署代替权限与安全控制。基层场景也不为凑统一门槛，被迫买一套并不需要的设备。
讨论持续到中午。没有七票举手便当场诞生国家标准。会议形成的，是继续修改、扩大试验与征求意见的安排。是否进入何种标准化程序，依实际组织与要求另行推进。
散会时，一位专家将材料递还，边上全是铅笔字。
“还愿意改吗？”
“愿意。”
“那下次别只带你们的成功案例。”
陈野接过来，纸比带来时轻，却觉得更有分量。
走出门，林晚手机响了。母亲这两周因康复评估和治疗短期住院，按此前安排，今天可以由家属接回。具体出院与后续要求仍要当面听医护说明，不是等指标短信一到就抱包走。
陈野此前已和母亲商量好接送，收到消息便联系病区确认时间。没有突然发现她从二〇二六年一直住到今天。
“你先回去把会议事项交接。”林晚说，“我开车过去。手续核完，你来家里。”
陈野看了眼满页的修改意见，又看向手机里母亲发来的小布包照片。
“好。别让她一个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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