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腊月，曲沃下了三场雪。
第一场在初七，第二场在十五，第三场在二十三。
二十三那天，铁场封炉。孟匠头带人把炉口封了，封之前，往炉里添了最后一铲炭。
“明年开春再点。”他说。
“明年还办？”
“办。”孟匠头说，“大人说了，明年要让枪轻下来。”
腊月二十六，结年账。
账房生了两个炭盆，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王穗坐在案子后头，面前摊着五本册子。李元宏坐在对面。老庄坐在旁边，算盘摆在膝上。
“念。”
王穗翻开第一本。
“银：全年用银一千四百二十七两六钱四分。其中料银六百八十二两三钱，工银五百六十四两八钱，杂费一百八十两五钱四分。”
“枪：成枪三十六支，编号壹至叁拾陆。废管二百一十七根，废弹三千一百四十个。”
“人：匠人三百一十二名，内长工四十七名，短工二百六十五名。伤者二人：小六子，左手三指；刘三，无伤，罚扣银七钱二分。”
“粮：匠人饭食，全年用粮一百四十二石。”
“土：铁场官地三亩七分，租银十一两一钱，已缴。”
她合上第一本，翻开第二本。
“借：借字第一号，银五百两，年息八厘；借字第二号，银五百两，年息八厘。两年共欠本息一千零八十两。”
老庄的算盘响了一下。
“东翁，”他说，“一千零八十两。您一年俸银四十五两，不吃不喝，得还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李元宏说，“我今年四十三，还到六十七。”
“还不完呢？”
“还不完，就挂着。”李元宏说，“账挂着，人活着，慢慢还。”
账结到天黑。
王穗把最后一本册子合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腕。
“大哥，”她说，“还有一笔，没记。”
“什么？”
“今天早上，京里来了一封信。”
李元宏抬起头。
王穗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递过去。
信是京城一位旧识写的。信不长：
“元宏兄台鉴：弟在都中，闻一事，不敢不告。有御史具折，参兄‘以械局营利，侵蚀官地，私通外营’。折子递到都察院，尚未上呈。弟打听过，此折或留中，或下部议，总要到明年春天。兄宜早为之备。又：兄之械局，名不在官册，此是可虑处。若有人问，兄当以‘商民自办’为辞，切勿言‘奉旨’。切切。”
李元宏把信看了两遍。
看完了，折起来，放进怀里。
“东翁，”老庄说，“这是……”
“有人要参我。”李元宏说，“第三回了。”
“第三回？”
“第一回是咸丰元年，御史参我‘专擅’；第二回是咸丰十年，部议参我‘观望’；这一回，参我‘营利’。”
“那怎么办？”
“不办。”李元宏说，“他要参，就让他参。折子递上去，总要有人看；看了，总要有人问；问了，总要有人答。我这儿有账，账上写得清清楚楚。”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在下雪。
“老庄，”他说，“你说，一个人办一件朝廷不知道的事，办成了，算功还是算罪？”
老庄想了很久。
“东翁，”他说，“算罪。”
“为什么？”
“因为朝廷不知道。”老庄说，“朝廷不知道的事，办成了，是‘擅’；办砸了，是‘罪’。横竖都是错。”
李元宏笑了一下。
“你说得对。”
那天夜里，他一个人上了城墙。
雪还在下，城墙上积了半尺。他沿着马道往上走，走到南门的城楼底下。
城楼上有一面旗。旗冻硬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他站在城楼上，往南看。
南边是河滩，是官道，是黑黢黢的一片。
咸丰三年八月，太平军就是从南边来的。那年城头上旗倒了三回，林刚爬上去挂了三回。
咸丰十年八月，他从这条路上北上勤王，走到通州，走到八里桥，走到皇木厂。那年皇木厂的火烧了三天，杨得山死在壕里。
如今是同治元年腊月。
两年了。
这两年，他没有官衔，没有兵，没有银子。他有一个铁铺、一本账、三百一十二个匠人、三十六支已经拉走的枪，和一千零八十两的债。
他站在城楼上，从怀里取出一张纸。
纸上是他两年前写的四个字：
一件一件。
纸被雪打湿了，字有点洇。他把纸折好，放回怀里。
然后他下了城楼，往回走。
走过县衙门口，看见东院还有一盏灯亮着。
那是账房的灯。王穗还没睡。
走过铁场，看见炉子封了，烟囱不冒烟，可炉膛里还有一点红。
他站了一会儿。
“明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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