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方采茵去了城南。
土坯房三间，院墙是碎砖垒的，门口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门神。她站在门口，整了整衣裳，才抬手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瘦得脱形的女人，二十六七岁，脸上没有血色——石柱的媳妇，柳氏。
“方……方东家。”
“我来看看你们。”
屋里很暗，一张土炕，一张桌，桌上一盏油灯。墙角堆着劈好的柴，柴上放着一双小小的布鞋，鞋底纳得很密。
炕上坐着一个孩子，五岁，穿着一件明显大了的棉袄，正在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
“小满。”柳氏叫他，“叫人。”
孩子抬起头。
他不怕生。他看着方采茵，看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
“我爹的票，送到了么？”
方采茵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上回走的时候说，送到票就回来。”孩子说，“他说那票是要紧的，票在人在。”
方采茵蹲下去，蹲在孩子面前。
“送到了。”她说，“一张没少。”
“那我爹呢？”
方采茵没有答。
她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孩子手心里。
是那只长命锁。银的，锁面上刻着一个“满”字，绳子还是白的。
“这是你爹买给你的。”她说，“他没来得及给你。”
孩子把锁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我爹是不是不回来了？”
“是。”
孩子低下头，看了那只锁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声音很平：
“那我长大了，替他跑街。”
方采茵在石家坐了一个时辰。
走的时候，她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这里是二百两。”她说，“不是抚恤，是石柱的工钱和花红。他在号里三年，一年四十两，加上今年的花红，一共一百四十两。多下的六十两，是我加的。”
柳氏不敢接。
“另外，”方采茵说，“晋通从今日起立一条规矩，叫‘长年例’。凡号里的伙计，殁在号事上的，他的孩子，号里养到十六岁——吃、穿、读书、学算账，全由号里出。十六岁以后，愿意进号，从学徒做起；不愿意，号里给一笔本钱，任他去做别的。”
“东家……”
“这条规矩，从石柱起。”方采茵说，“以后每一年的年账上，都要记一笔：本年长年例几人，支银若干。这笔银子，不许省。”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孩子。
“他叫什么？”
“小满。”柳氏说，“五月里生的。”
“大名呢？”
“还没起。”
方采茵站在门槛上，想了想。
“叫石守信吧。”她说，“他爹一辈子认四个字，票在人在。他认两个字就够了。”
出门的时候，巷口停着一辆骡车。
车上坐着一个人，穿青布袍子，戴一顶旧毡帽，手里捧着一个手炉。
李元宏。
方采茵走到车前。
“你来了多久？”
“一个时辰。”
“为什么不进去？”
“我进去了，这孩子往后就是‘李大人的孩子’。”李元宏说，“他是石柱的孩子。石柱的账，是他自己的账，不是我的。”
方采茵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眼圈却红了。
“李元宏，”她说，“你这人，一辈子都在门外站着。”
“门外站着，看得清。”
两个人在巷口站了一会儿。风把巷子里的红纸吹起来，贴在墙上。
“这孩子，我想带到曲沃去。”李元宏忽然说。
“为什么？”
“他爹替他认了两个字：守信。”李元宏说，“这两个字，在票号里学，是掌柜；在官场里学，是官。他爹死了，得有人教他，这两个字有多重。”
“你要教他做官？”
“我不教他做官。”李元宏说，“我教他认字，认账，认人。他往后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
方采茵低头，想了想，点了头。
腊月二十八，石小满被接到了曲沃。
学堂后院的东厢房添了一张小床，一张小桌。桌上一方砚，一支笔，一本《千字文》。
他是学堂里最小的学生。第一日上课，他坐在最后一排，脚够不着地，晃着。
先生教到“信”字，让学生们写十遍。
他写了十一遍。
先生问他为什么多写一遍。
他抬起头，说：“我爹说，票在人在。这个字要紧。”
除夕那天，李元宏到了平遥。
总号大堂闭了柜，账房里点着一盏灯，方采茵守着一年的总账等他。
两个人就着一年的账守岁。
这一年的账跟往年不一样——前头是生意，后头是仗。挤兑多少日，垫银多少两，假票多少张，死人几个，烧了多少钱，一笔一笔，账尾结出来，是七个字：
存银反增四千两。
“我算了一辈子账，”方采茵把笔搁下，“头一回在账里看见打仗。”
“打仗的账怎么记？”李元宏问。
“照实记。”她把灯芯剔亮了些，灯花一跳，他看见她鬓边有了一根白发。她顺着他的目光抬手摸了摸，笑了：“白了一根。记在打仗的账上。”
李元宏从袖子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是那只长命锁。
“我给小满打了个新的。”他说，“旧的那只，绳子上有血。这一只，锁面上刻的是‘守信’。”
方采茵拿起来，握在手里，很沉。
“他收下了？”
“收下了。”李元宏说，“他说，等他长大了，要跑街，要押票，要像他爹一样。”
窗外，平遥城的爆竹从西大街一直响到城门根。
账房里的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方采茵说了一句：
“李元宏，我这一年的账，头一回是拿人命结的。”
“我知道。”
“我不后悔。”她说，“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记这样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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