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半过后，我把车并上了去兴澜大桥的那条道。
绕桥这一段平时是十一分钟。今晚雾大，我开了将近二十分钟。多出来那九分钟没处报销，自己咽。这是我们司机最熟练的一项本事。
桥头有个收费的亭子。现金。我摸了摸裤兜，摸出一把零钱，数两张递出去。那张纸质票我顺手夹进遮阳板后面。
"这是什么。"后座问。
"过桥费。"我说，"免不了的。"
"它有日期吗。"
"有。"我说，"时间也有。"
说完我自己愣了一下。三年了。我头一回意识到一张过桥票上印着时间。它不是给我看的，是给下一个要核对的人看的。我们这套人管这个叫"落东西"——不过通常说的是乘客把东西落在车上。
他把票的事没再往下问。我也就没再往下想。
桥中段信号断了。
这不是新鲜事。这座桥上有一段是空的，手机上的格子全掉光，电台也只剩沙沙声。跑夜班的都知道。所以大家都管它叫空白路段——意思不是那儿有什么，是那儿没人替你作证。
就在这段没有信号的路上，我跟后座那个人说了一句话。
我说："三年前那天晚上，我不在那条路上。"
说得很稳。稳到我自己都差点信了。声音不大不小，正好够车里听见，眼睛看着前面的雾。
然后我到了桥的另一头，信号一格一格回来，电台重新出声，报的是一段路况。我握着方向盘，忽然觉得刚才那句话说得太快——快得像排练过。
"您刚才说什么。"他问。
"我说这桥真堵。"
"不是这句。"
"那就是那句。"我说。
他没再追究。这反应我最怕。追究，说明他还想从我这里拿东西；不追究，说明已经拿到了。
沿江带那边，我把车停在坡道下面。
上坡是一溜排档和一家开在洞里的火锅店。那个洞早年挖出来的，听老辈人说堆过粮食，后来才烫毛肚。我小时候听过一次，没当真。当真也没用，现在我这儿只有一股味道：牛油、花椒，还有水泥地返上来的潮气，粘在袖口上散不掉。
"我下去买瓶水。"我说，"您要不要。"
"不要。谢谢您。"
"麻烦您稍等。"我说完这句就觉出荒唐——我在跟自己的乘客客气。他还等着我似的。
这一带夜里亮着灯的铺面只有这一块招牌，还是半截。另外半截是我上次看见就用纸糊上的。吴长贵站在里面，正把一排瓶子按标签朝外推齐。他这个动作能干半个小时，不着急。
"老陈。"他抬头，"这个点你还有空下来。"
"顺路。"我拿了瓶水，放柜台上。
"你没顺路。"他说，"你从上半城下来，不顺这条路。"
我笑了一下，把钱掏出来数。纸币。我不爱用手机付账，那些数我一看见就头疼。
"三块。"他说，"两张一块的，我给你找。"
他找钱时把抽屉拉开，里面压着一沓小票，按天分好的。他就这样。一天一沓，从不混。
"你今晚多载了一个人。"他说。
我手停在半空。
"你怎么知道。"
"他进来过。"吴长贵说，"一点四十前后。买了一瓶水，没开封，放在柜台边上，又出去了。"
"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记不了那么细。"他说，"我记了多少是多少。他进来一次，出去一次。你这次进来是第二次。"
他把找零放在台面上，两个硬币，推到我手指前面。
"你们司机，"他又说了一句，"夜里喜欢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开车不好。"
我没接。我拿起水和找零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问他："你跟别人说过这个没有？"
"没人问我。"他说，"有人问我我就说。"
我上了车，没发动。我在车里坐着，手里那瓶水一直没开，塑料壁上凝了一层细水珠。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停车，请他下去，这段路到此为止，我把表打完，钱收了，各走各的。这念头一起来就把手往挡杆上带了。
我甚至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一半。
"老师，"我说，"前面路口……"
"您要说让我下去。"他替我说完了。
我闭了嘴。
"您可以说的。"他说，"我不怪您。"
"那我说了。"
"您说吧。"
我说了三个字："对不起。"
然后我把车门推开，走下去，绕过车尾，走到他那侧的门边。我敲了两下玻璃。他摇下一半。
"您别走。"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一让你下去，"我说，"我今天晚上说的话就全没人听了。"
说完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风从江那边过来，把我衬衫吹得贴在背上。浅蓝的那件，他今晚一上车就说出颜色的那件。
后来我算过这一段：下车、走到他门边、回驾驶位，不到四分钟。这四分钟里我还干了件蠢事——车停在坡道口上，发动机没熄，顶灯还亮着。
我们这套人有一句话：凡是应该没人看见的地方，都有人看见。
回车的路上我抬头看了一眼坡道上面。洞口那一片灯影里有个人举着手机在拍什么，也可能是拍照。我不知道。我不敢问。
再往前就是卡口。
远远的我先看见那根横杆和两盏黄闪的灯。车速我自然收下来。数钉子数到第三根，脚就该离开油门——这个不用想，长在腿上。
过卡口的时候我被拍了一次。车牌识别，五秒钟的事，我一句话没说，他也一句话没说。就这么过去了。
"那地方记车牌。"我说。
"嗯。"他说。
"记了有什么用。"
"不知道。"我说，"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又不违规。"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就听见它多虚。我们司机对留痕这件事的理解很朴素：没出事，记录是废纸；出了事，记录就是你的命。今晚哪一样我都说不准。
两点二十几，我把车停在夜市人流外面那一段。
人最多的地方就在路口东边，卖烧烤的、卖袜子的、拎塑料袋挤来挤去的。他在这里说要下。
"就这儿？"我问。
"就这儿。麻烦您了。"
我停了车。他开门，动作不快，也没回头看计价器。下车那一下我看见他的鞋——一只没系好，另一只根本没系。我想提醒。来不及了，人已经进了人流。
人流合上了。我从车窗看进去，看不见第二个人的脑袋，全是后脑勺。
我坐在那儿，回头看了一眼后排。
后排座位上有东西。
一只男式的鞋。左边的。就搁在座垫正中间，摆得很正，鞋尖朝前——像是谁脱下来以后特意放好的。
我伸手把它拿起来。轻得不像话。鞋底有一点湿，边上磨得厉害，后跟内侧磨歪一块。这种磨法我看着眼熟，像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也没往下想。今晚的事已经够我想的了。
我把它放在副驾上，又拿起来，又放下。鞋帮上还留着一道折痕，压得很死。
顶灯这时候又亮了一次。我确定我没碰开关。接触不良——这个解释我用了三年，今晚第一次不好用。副驾脚垫上还有去年掉的一只拖鞋，我一直没清出去。
计价器还亮着，数字停在一个我不愿意算的数上。遮阳板后面那张过桥票被我捏在手里，日期和时间清清楚楚。远处便利店的灯还剩半截亮着。
我把鞋装进塑料袋，塞进座位底下。塞到一半我停住了——我这么做是图什么？我要它证明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只鞋硌眼，别的我说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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