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秋十月，横滨的海风吹在脸上，已经带上了深秋的凉意。我站在码头的甲板上，手里握着从北京递来的密信，信纸是明黄色的军机处专用笺纸，墨迹还带着淡淡的松烟墨香。载湉皇帝的亲笔手书，整整写了三页，字里行间没有半点帝王的骄矜，全是一个年轻改革者的恳切：“卓如先生，朕虚国会议长之位以待，盼先生归国，共定万世之宪。”
我在海外流亡了整整七年。戊戌年的那场政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我和老师康有为逃到日本，这些年走遍欧美，亲眼见过君主立宪国家的制度运转，见过革命党人在海外的奔走呼号，见过无数华侨在异国他乡被洋人欺凌的血泪。我无数次在深夜里提笔写文章，呼唤中国的新民，呼唤一个全新的立宪国家，我从来没有想过，有生之年，能真的接到北京的诏书，以正一品的身份，归国主持第一届国会，亲手为这个古老的国家，起草一部真正的宪法。
老师康有为站在我身边，须发已经染上了白霜，他手里的诏书，封他为国会总顾问，从一品（副国级）。他看着远处海天一线的方向，沉默了很久，跟我说：“卓如，我们当年公车上书的理想，今天终于要落地了。记住我们和朝廷的约定：宪法明确皇帝制度为永久合法，只要皇帝不违反宪法，任何反对帝制的行为，都是违宪。我们要的不是推翻朝廷，是用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给中国带来百年的太平。”
我们乘坐的轮船驶入天津港的那天，码头上挤满了迎接的人群。张謇带着整个内阁的阁员亲自来接我们，他穿着一身黑色行政夹克，走到船舷边，紧紧握住我的手，两个人相视一笑，这么多年在报纸上隔空论战的立宪派领袖，今天终于站到了同一面旗帜之下。载泽、端方这些满洲开明亲贵，全部站在欢迎的人群里，他们对着我微微鞠躬，没有半点亲贵的架子。我看着码头上飘扬的龙旗，看着岸边站得整整齐齐的新式警察，看着人群里欢呼的留学生、华侨代表，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七年流亡，一朝归国，物是人非，可我们当年追求的立宪理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触手可及。
国会开幕的仪式，在紫禁城东侧的新国会大厦举行。这座用庚子赔款剩下的余款新建的西式建筑，没有传统宫殿的飞檐斗拱，全是大理石的立面，庄重而开阔。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西式议长礼服，走上议长席的那一刻，整个会场两千多名来自全国各省的议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我站在台上，扫过台下的一张张面孔：张謇领着社民党的议员坐在左边，载泽领着宗社党的满族议员坐在右边，华侨代表、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士绅代表、新军代表，每一个阶层的声音，今天都能在这个会场里，堂堂正正地发出来。
孙川和黄兴等同盟会成员也以参政党的身份参加，社民党、宗社党、岳麓学社、同盟会、青年党、九三学联、华侨联合会、欧美同学会、致进会等9个党派全部到齐，共商国是。
光绪二十四年，秋末。 北京紫禁城东侧的新国会大厦，是用原翰林院旧址改造的。原本古旧的飞檐斗拱之间，新搭起了西式的玻璃穹顶，阳光从穹顶漏下来，落在铺满猩红地毯的议事大厅里，把三百个代表席的木牌照得清清楚楚。门口的军警全部换上了新式的警察制服，腰杆挺得笔直，连过往的风都放轻了脚步。 这是大清立国两百多年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国会代表大会。从十八省咨议局选出来的代表，从海外华侨里推出来的侨民代表，从旗人各界公选出来的代表，一共三百零七人，今天全部到齐。 大厅前排的席位上，木牌上的名字一个个亮得晃眼：梁启超、张謇、良弼、孙川…… 梁启超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式西装，领口的领结系得一丝不苟，指尖却微微发潮。他从日本横滨坐船回到天津，再坐火车进京，一路上看着沿途新修的电报线、正在扩建的新式学堂，心里压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梦，今天终于要落到实地上了。
他低头翻着手里厚厚的《政党法草案》，书页边缘被指尖磨得起了毛，旁边的座位突然传来一声轻响。 张謇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缎面马褂，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慢慢坐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梁启超手里的草案，声音温厚却有力：“卓如，你在日本写的那篇《立宪法议》，我在上海读了不下三遍。今天咱们站在这里，不是空谈立宪，是要真刀真枪把国会的规矩立起来。” 两人话音刚落，大厅门口传来一阵整齐的皮靴声。良弼穿着笔挺的新式陆军将官服，腰间佩着一把镶嵌宝石的军刀，身后跟着十几个清一色的年轻旗人军官代表。他刚从第六镇的营地赶回来，靴底还沾着点关外的尘土，进门之后目光扫过全场，径直走到前排的“宗社宪政会”席位上坐下，刀鞘轻轻磕在地面，发出一声沉实的闷响。 会场另一侧的席位上，孙川穿着一身半旧的布长衫，身后跟着十几个来自南方各省的民间代表。他是从广州坐船北上的，一路上走了大半个中国，鞋底磨破了两个洞，手里的《民间选举章程》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他抬头望向穹顶，眼神里没有丝毫怯意，只有一团烧得很旺的火。
三百多代表陆续落座，议事锤在议长席上轻轻敲响，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窗外的银杏叶被风卷着飘进来一片，落在猩红的地毯上，两百多年来只属于帝王的紫禁城地界，第一次响起了来自十八省的不同口音。
四个领袖的发言
议长宣布大会正式开始的话音刚落，梁启超第一个站起身来。 他往前迈了半步，目光扫过全场三百多张面孔，声音清亮，顺着大厅的梁柱传出去很远： “诸位代表，我从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始，到今天站在这里，整整过去六年了。这六年里，我们见过甲午战败的割地赔款，见过守旧大臣阻挠新政的重重阻力，见过无数人为了立宪抛家舍业。今天第一届国大召开，不是某一个党派的胜利，不是某一群人的胜利，是我大清四万万臣民，终于从‘臣民’变成了‘国民’的开始。 我代表帝国宪政会提出第一条动议：本次国大首要议程，就是正式审议通过《钦定宪法大纲》，明确国会拥有立法权、预算审议权、官员弹劾权，从今往后，哪怕是皇帝的圣旨，没有国会副署，不能生效。
我们要的不是一纸空文的立宪，是能实实在在约束权力、保护每一个国民权利的真立宪。有人说我们步子太快，会乱了祖宗的规矩，我要告诉大家，祖宗的规矩是为了让大清万世太平，不是为了让四万万国民永远活在专制的桎梏里。” 全场掌声像潮水一样漫上来，南方各省的立宪派代表几乎全部站了起来，掌声震得穹顶下的吊灯都微微晃动。 梁启超话音刚落，张謇缓缓站起身。他没有慷慨激昂的声调，声音像长江水一样沉实厚重，每一个字都砸在地上能发出声响： “我代表预备立宪公会，不反对梁先生的动议。但是我要补充一句：立宪不能飘在半空。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国会，不能只谈权力制衡，不谈四万万老百姓的饭碗。我提议，本次国大必须把‘振兴实业、普及教育’作为第一届国会的核心施政目标。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洋货年年入超，老百姓连一根火柴都要从外国进口，乡间的孩子十个里有九个不识字。我张謇在南通办大生纱厂，办师范学堂，亲眼看见没有工业，老百姓就永远穷；没有教育，国民就永远站不起来。第一届国会，要拿出实实在在的预算：未来五年，全国要办一千所新式小学，三十所高等实业学堂，修通从北京到汉口、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立宪不是写在纸上的漂亮话，是要让每一个种地的农夫、做工的工人，都能实实在在享受到新政的好处。” 他的话音落下，会场里的绅商代表、教育界代表齐刷刷鼓掌，不少从江南来的老绅士，一边鼓掌一边红了眼眶。
张謇坐下之后，良弼猛地站起身。他腰杆挺得笔直，军靴在地板上踩出一声脆响，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像关外的寒风一样刚硬： “我代表宗社宪政会，明确表态：支持宪法，支持国会。但是我必须把话讲透：我大清的军权，必须牢牢握在国家手里，不能落在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地方督抚手里。甲午年我们为什么败给日本？因为军权分散，南北洋各管各的，军队成了督抚的私人武装。 我提议，第一届国会第一件事，就是正式通过《陆军部官制》，把全国所有新军的编制、饷权、人事权全部收归中央陆军部，实行军地分离，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里发展成员，任何地方督抚不得私自调动军队。我们练新军，不是为了给某个人当亲兵，是为了守龙兴之地，守四万万国民的国门。
有人担心收权会动了旗人的利益，我告诉大家：旗人不是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吃饷的寄生虫，从今往后，不管是旗人还是汉人，当兵全靠本事，选军官全靠军功，谁能带兵打胜仗，谁就能站在指挥台上。谁要是想把军队变成私人争权的工具，我良弼第一个不答应。” 他的话掷地有声，全场的陆军代表齐刷刷起身敬礼，皮靴磕碰的声音连成一片，整个大厅的气氛瞬间变得肃杀。
最后站起来的是孙川。他穿着半旧的布长衫，没有任何官衔装饰，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高，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 “前面三位先生讲了宪法，讲了实业，讲了军队。我代表民间自治党，要讲一讲最底层的老百姓。今天这个会场里，有绅士，有商人，有军官，有学者，可是真正从田间地头、从市井作坊里走出来的代表，不到十分之一。 我提议，第一届国会大选的选举规则，不能把财产门槛定得太高。如果规定要有五百两以上家产才能有选举权，那全国九成的种地农夫、手工工人，永远都没有投票的资格。国会不是精英俱乐部，是全天下老百姓的国会。
我要求把选举财产门槛降到五十两，让每一个老老实实干活的老百姓，都能投出自己的一票。有人说民智未开，不配选举，我要问他：种地的农夫能分清谁收了他的租子、谁帮他修了水渠，做工的工人能分清谁给了他足额的工钱、谁克扣了他的粮饷，他们怎么就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会场里短暂安静了几秒，紧接着，来自南方各省的底层代表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激动得满脸通红，把手掌都拍红了。
大选的锣鼓声
四个领袖的发言结束之后，整个国大的气氛彻底被点燃了。 接下来的三天，会场里的争论几乎没有停过。 梁启超在休息厅里被十几个代表围在中间，手里攥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跟人解释：“国会的弹劾权，不是用来对付皇帝的，是用来对付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以后不管你是总督还是巡抚，只要你贪了老百姓的银子，国会就能把你拉下来问罪。” 张謇被各省的绅商代表堵在走廊里，手里拿着自己草拟的实业法案，一笔一笔跟人算预算：“修一条铁路，能带动沿途多少个厂子开起来，能让多少农民放下锄头进工厂做工，这笔账我算过无数次，绝对不会错。”
良弼站在会场门口，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军官代表，他指着窗外的方向：“现在俄国人在黑龙江边上屯了十几万军队，咱们不把军权统一起来，再过十年，东北就不是我们的东北了。你们回去之后，给各镇的新军带话，好好练兵，别掺和党派纷争，谁要是敢在军队里搞小圈子，军法从事。”
孙川蹲在会场外的台阶上，跟几个从乡下来的代表，一笔一笔算选举门槛的账：“五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是一个普通农户家三年的收入。降到这个数，全国至少能多出两千万选民，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选举。” 第七天，国大正式投票表决《国会选举法》。 三百零七张选票依次投进红色的票箱里，监票人当众唱票：二百九十一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五票弃权。法案正式通过。 全场起立，掌声持续了整整一刻钟。
窗外的锣鼓声顺着风传进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已经在国会大厦门口敲锣打鼓等了三天。 按照法案规定，三个月之后，全国将正式举行第一届国会大选，十八省的选民，将第一次用手里的选票，选出自己的议员。 散会的时候，梁启超和张謇并肩走在台阶上，阳光落在他们的肩膀上。梁启超望着远处的天安门，声音里带着点湿润的感慨：“几十年了，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张謇点了点头，望向街面上正在欢呼的人群，轻声道：“这不是结束，这才刚刚开始。”
不远处，良弼翻身上马，身后跟着一队骑马的军官，马蹄声踏在青石板路上，往城外的新军营地方向去。孙川坐上南下的火车，包里装着印好的选举宣传册，他要沿着铁路一路走下去，走到田间地头，告诉每一个老百姓，他们手里即将拥有一张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选票。 紫禁城的红墙脚下，第一届国大的告示刚刚贴出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伸着脖子看上面的字，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惊讶，最后慢慢漾开了从来没有过的光亮。 风卷着新印的报纸碎片从街上飘过去，上面印着四个大字：国会大选。 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在争论、掌声和锣鼓声里，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大清的土地上。
大选结果
光绪二十四年，冬月。 紫禁城太和殿外的铜炉里燃着上好的檀香，烟丝顺着殿门的缝隙飘出来，把汉白玉台基上的霜气熏得软了几分。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刚刚公示三天，三百零七名国大代表全票通过的内阁名单，今天要正式在光绪帝面前完成朱批，昭告天下。
张謇穿着西式西服，站在群臣班次里，指尖微微有些发凉。从甲午年状元及第，弃官南下办大生纱厂，到今天站在大清权力的核心位置，这十几年里，他见过机器轰鸣的纱厂车间，见过南通乡间泥泞的田埂，见过海外博览会里琳琅满目的洋货，却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震动。
他身边站着端方，西式贵族礼服洗得一尘不染，帽檐下的目光扫过殿外列队的新式军警，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笑意。这位出洋考察过宪政的满洲大员，从直隶按察使一路走到内阁副总理的位置，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次的内阁，不是过去军机处那种满汉制衡的旧班子，是大清两百多年来，第一个真正对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太和殿的门缓缓打开。光绪帝坐在龙椅上，手里拿着那份内阁名单，目光从张謇脸上扫过，又落在下面站着的梁启超身上。年轻的皇帝指尖在明黄的圣旨上轻轻点了点，声音清亮地传遍大殿： “第一届国会公推张謇为内阁总理大臣，兼管农工商部；端方为内阁副总理大臣；梁启超为国会众议院议长；康有为为国会总顾问；孙川为国会副总顾问。朕准了。”
底下群臣齐刷刷跪地谢恩。梁启超跪在人群里，后背的西装马甲被冷汗浸得发潮。从戊戌年在菜市口的刀影里死里逃生，在日本横滨的海面上漂泊数年，到今天以国会议长的身份站在紫禁城的大殿里，他抬眼望着龙椅上年轻的皇帝，眼眶里的热意几乎要涌出来。
散朝之后，新内阁的第一次碰头会，直接在文华殿的偏殿里开了起来。紫檀木的长桌上摊着厚厚的一摞卷宗，从全国的实业预算、教育规划，到新军的军饷方案，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张謇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放在桌上，目光扫过满座的新内阁成员，开口的声音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今天我们这个内阁，不是来做官的，是来做事的。过去几十年，官场的陋习积重难返，捐班出身的官员靠银子买位置，世家子弟靠门第混差事，真正能做事的人，往往卡在底层升不上来。我们第一届内阁，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官员选拔的规矩彻底改过来。”
端方在旁边点了点头，指尖捻着胡须接话：“我在江苏当巡抚的时候，亲眼见过一个捐班知县，上任头三个月，就把县里的库银贪走了两万两。科举废了之后，新的官员选拔体系要是立不起来，新政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毁在这帮贪官手里。”
两人话音刚落，殿外的侍卫进来通报，说宋教仁、蔡元培两位先生已经到了。
宋教仁的公务员局
宋教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学生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大步走进文华殿的时候，整个偏殿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同盟会骨干，从湖南乡间一路走出来，在日本研究过各国的文官制度，在上海办过革命报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新内阁任命的公务员局副局长的身份，站在大清的权力中心。
他走到长桌前，对着张謇和端方深深鞠了一躬，没有半句客套的寒暄，直接把公文包里的一摞文稿摊在了桌面上。那是他熬了三个通宵写出来的《文官考试章程草案》，每一页纸上都用红蓝铅笔改了不下三遍，边缘都被指尖磨得起了毛。
“张总理，端副总理，我草拟的文官考试制度，核心就三条。”宋教仁的声音清亮有力，年轻的面孔上没有丝毫怯意，“第一，从今往后，所有七品以下的文官，不管是部里的主事，还是县里的知县，全部要通过统一的文官考试才能录用，没有任何人可以靠门第、靠捐纳直接做官。哪怕是宗室子弟，也得进考场答卷，考不过就不能上任。”
他伸出第二根手指，指尖在文稿上轻轻点了点：“第二，考试分三科：行政科、实业科、教育科，不再考过去的八股帖括，考的是实实在在的办事本事。学过农学的可以考实业科，学过师范的可以考教育科，海外留学回来的学生，凭文凭可以直接参加高级文官考试，不用再绕任何弯路。”
“第三，”宋教仁的目光扫过全场，语气里带着一股不容动摇的坚定，“公务员局独立于所有部院之外，人事任免的提名权归我们，内阁只有审核权，没有直接任命权。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出现一个巡抚随便把自己的小舅子塞去县里当知县的事。谁要是想插手文官考试，走后门递条子，公务员局直接把名单打回去，再敢徇私，直接提交国会弹劾。”
满座的官员里，有几个出身旧官场的老臣脸色瞬间变了。有人当场开口反对：“宋先生，你这规矩太严了。从前官场的惯例，大员们保荐几个自己人，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你把路堵得这么死，往后谁还愿意支持新政？”
宋教仁直接迎上他的目光，没有丝毫退让：“正是因为过去保荐的人太多，大清的官场才烂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开国会、立内阁，不是为了换一批新官接着贪，是为了给四万万老百姓选一批真正能做事的官。要是连官员选拔的公平都做不到，我们今天在这里开的所有会，写的所有法令，全都是一纸空文。”
张謇抬手轻轻敲了敲桌面，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下来。他望着宋教仁年轻却坚定的脸，一字一句开口：“宋副局长说的，就是我要的。内阁全力支持公务员局的所有章程，谁敢往文官考试里塞条子、走后门，直接来找我，我张謇第一个不饶他。”
散会之后，宋教仁抱着那摞厚厚的文官考试章程，走出文华殿的时候，北京冬天的寒风迎面吹过来，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冷。他回头望了一眼红墙黄瓦的紫禁城，指尖攥紧了文稿边缘——他要亲手把这套全新的文官制度，钉进这个古老帝国的骨血里，让往后每一个想做事的年轻人，不管出身贫富，不管门第高低，都能靠自己的本事站到朝堂之上。
蔡元培的新学部
蔡元培走进内阁会议室的时候，身上还带着点江南的湿冷气息。这位刚刚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的同盟会元老，刚从上海的中国公学赶过来，行李箱里还装着十几本各地新式学堂的章程，鞋底沾着从江南一路带过来的尘土。
他没有先提什么宏大的规划，先把手里一摞各地学堂的统计报表摊在了桌上，指尖在最底部的一行数字上点了点：“张总理，各位大人，现在全国十八省，新式小学加起来不到三百所，全国的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五。大部分乡下的孩子，长到十几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天天喊新政，喊实业，没有足够的读书人，工厂里连个会看机器图纸的工人都找不到，修铁路连个会算土方的工程师都凑不齐，所有的事情都是空中楼阁。”
蔡元培的声音温厚，却带着千钧的重量：“我这个教育部部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全国推行四年制的初等义务教育。不管是汉人旗人，富家孩子还是农家孩子，七岁必须进小学，学费全部由地方财政承担。十年之内，全国要办一万所新式小学，让每一个大清的孩子，都能有机会读书识字。”
他紧接着掏出自己草拟的《大学区制方案》，铺在长桌上：“第二件事，把全国划分成七个大学区，每个区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下面覆盖几十所中学、上百所小学。不再像过去那样，所有的教育资源全部集中在北京，江南、湖广、四川这些人口大省，都要有自己的顶级大学，不用再让千里之外的孩子，跋山涉水跑到北京来读书。”
旁边有官员皱着眉头提出质疑：“蔡部长，你这摊子铺得太大了。全国办一万所小学，一年要花多少银子？现在国库的银子，一大半要拿去给新军发饷，剩下的钱还要修铁路、办工厂，哪里挤得出这么多教育经费？”
蔡元培早有准备，他从怀里掏出另一本预算册，翻到提前算好的账目：“我算过了。第一，把全国过去用来供养闲散旗人的旗饷，划出三分之二直接转成教育经费，这笔钱一年就有一千二百万两，足够支撑三千所小学的开销。第二，鼓励地方绅商捐资办学，捐资超过一万两的，内阁直接授予‘办学功勋’牌匾，国会专门给他们立碑纪念。第三，把各地寺庙的庙产拿出一半，改建成新式学堂。全国大大小小的寺庙有十几万所，拿出一半的房产和土地，改造成学堂，地皮和校舍的钱，根本不用国库额外掏一分。”
这番话掷地有声，满座的人都沉默了。端方第一个拍了桌子：“这个办法可行。我在湖南办新式学堂的时候，就试过用庙产改学堂，地方上的阻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只要内阁给政策，我带头在直隶先推行，半年之内，就能拿出一百所新小学的样板。”
张謇望着蔡元培眼里的光，重重地点了点头：“内阁全力支持教育部的方案。今年的国家预算里，教育经费占比直接提到百分之二十，和陆军经费同等待遇。谁要是敢克扣教育银子，哪怕是封疆大吏，宋教仁的公务员局直接弹劾他，国会绝不轻饶。”
蔡元培走出内阁会议室的时候，天上开始飘起了细雪。他站在台阶上，望着远处北京城内的街巷，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先在北京办十所示范小学，明年春天就开学，然后沿着津浦铁路一路往南，把新学堂的牌子，一个一个插到每一个县城，每一个大一点的集镇里。他要让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上长大的孩子，再也不用像他们这代人一样，漂洋过海跑到外国，才能学到一点真正的知识。
新内阁的第一道光
内阁的政令，像长了翅膀一样，几天之内就传遍了十八省。
宋教仁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文官考试的告示，贴遍了全国所有府城的城门洞。湖南乡间的穷书生背着包袱往省城赶，上海工厂里读过书的年轻技师放下手里的游标卡尺去报名，甚至有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刚在天津港上岸，看见告示就直接转身去了报名处。没有人再问你祖上有没有做官，没有人再看你口袋里有多少银子，考场的大门，第一次向所有有真本事的年轻人敞开。
蔡元培的义务教育令下到江南的时候，南通乡间的老农牵着自己的孙子，站在新学堂的门口，看着教室里崭新的课桌和黑板，激动得手都在抖。他们家祖孙三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进学堂读书，现在七岁的小孙子，不用花一个铜板，就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识字。
张謇坐在内阁总理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刚刚从南通发来的电报：大生纱厂新招的两百名女工，全部在附近的新式夜校里报名读书，晚上下工之后，就去学堂里学识字、学算术。他抬头望向窗外，雪已经停了，阳光把紫禁城的琉璃瓦照得亮得晃眼。
端方拿着各地发来的文官考试筹备进度表，笑着走到张謇身边：“张总理，你看宋遁初（宋教仁字遁初）这小伙子，做事真是一把好手。现在各省的提学使、布政使，没有一个敢在文官考试里动手脚的，谁都怕被他直接告到国会去。”
梁启超从国会大厦那边过来，手里拿着刚刚统计完的选民登记数据，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现在全国的选民登记人数，已经突破了两千万。下个月的地方议员选举，肯定能顺顺利利办下来。”
康有为从海外赶回来，站在国会大厦的穹顶下面，望着底下忙碌的工作人员，想起十几年前和光绪帝在南海书房里彻夜谈维新的日子，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他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居然真的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孙川站在国会的民间代表席位上，看着手里新印的选举宣传册，知道自己当年在南方乡间奔走呼号的理想，终于不再是镜花水月。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把文华殿的窗棂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在地上。第一届大清责任内阁的大幕，就这样在冬末的寒风里，稳稳当当地拉开了。没有人知道这条全新的路未来会遇到多少坎坷，但此刻站在权力中心的这群人，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燃着一团火——他们要亲手把这个古老的帝国，从百年的沉疴里拉出来，一步一步，走向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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