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十月，京城，家里。
电话是十一点响的。
桌上那台电话机是黑的，边角磨白了一块。
他这些天夜里都坐在这儿，桌上一杯水，水凉了不倒，第二天早上再倒掉。
一杯水晾一夜，第二天早上倒掉，再倒一杯。这些天他就这么过日子。
柏向南每个礼拜来两趟，坐半个钟头，走的时候把新记的本子摞在桌角。
一个礼拜两趟，一趟半个钟头。如今还往这屋里来的，就剩他一个。
窗子朝东，夜里看不见东西，只有楼下那条路上有车过去，光从墙上走一遍，走完就没了。
光从墙上走一遍，走完就没了。这些天夜里，他守着的就是这一道光。
屋里亮着的就三样，电话机、暖水瓶的盖、墙上那个空相框的玻璃。
三样东西亮着，一个比一个凉。
听见电话响，他等它响到第三声才把听筒拿起来。
第三声。他这一辈子接电话，从来不等人响第二声。
“江海。”
女声。隔了四十六年，头一个字他就听出来了。
四十六年。一个称呼没变，他这心里头就透亮了。
她的声比从前沙，尾音还是往上抬，抬到一半就收住。
沙是沙了，可那个尾音还在，抬到一半就收住，还是那个收法。
“你哪儿来的号。”
“材料上有。”她说，“他们来找过我了，两个。”
材料上有的。这号不是打听来的，是从纸上抄下来的。
这两年儿子那头来过三回电话。一句一句地答，他妈在哪儿，一直没说。这一通不是儿子。
“哪两个。”
“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年轻的记，年长的坐着不说话，喝了我三缸水。”
一缸接一缸喝，一句话不多说。这三缸水，喝的不是水，是等她先开口。
屋里没开灯。他一只手按在桌沿上，按得那张桌子挪了半寸。
“问你什么。”
“先问九几年的事，再问我那个公司。”
“哪个公司。”
“册子上三个名字，有一个是我的。”白雪樱说，“我签字那一栏，填的是合伙人。”
“你签了几个字。”
“就一个。”
就一个字。这一个字，把她跟他拴在一根线上了。
他把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电话线是卷的，绷到门口，绷得发白。
门口那块垫子边上摆着一双小布鞋，黑面白底，鞋尖朝外。他看了一眼，又走回来。
阳台上那个铁盆还在墙根，盆底一层白灰，他没倒。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头一回上礼拜三，我不在家，下地去了。”
头一回她不在家，门上给她留了一张纸条，压在水缸盖上，又压了块石头。纸条上写着叫她第二天上午到村部去一趟，底下盖着一个章。
她没把纸条收起来，她说上头写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的名字。那天风大，她怕纸条让风刮跑，就把缸盖上的石头压回去，纸条还压在那儿。
不是她的事，是她的名字。这一句，说得比骂人还准。
第二回是前天下午。她把缸子刷了两遍，给他们倒了水。
年轻的坐在门槛里边那个小板凳上，记了一下午；年长的坐炕沿，一下午起来三回，走到院子里看看天，又回来。
院里那棵枣树叶子落了一半，他没问树，问的是水缸。
问的不是树，是水缸。问缸里水够不够，比问什么都像在探底。
年长的只说了两句，头一句问范江海这几年身体怎么样，第二句是走的时候说的。他说，叫她别怕。
叫她别怕。办案的人说这一句，是最狠的一句。
走的时候队长送他们到村口。队长回来问她一句，问她认得范江海不认得。她说认得。队长没往下问。
她说认得。两个字，一村人心里头都有数，谁也没往下问。
执照上的字他们也问过，她说不是她写的，那种字她不会写。
桌上落下一支笔，是他们的，她追出去两步，又回来了。她说笔是人家的东西，她拿着算什么事。
人家的东西。一支笔落下了，她追出去两步，到底没敢拿。
“两回你都说了什么。”
“头一回我什么也没说。”她说，“我的手一直在围裙上擦。”
“第二回。”
“第二回我说了。”白雪樱说，“他们问我册子上的名，我说我不知道。他们问我那些年公司走动的钱，我说我没见过。”
“你见没见过。”
“没见过。”
“那你擦什么手。”
“我手上有土。”她说，“我上岁数了，手上有土也擦。”
手上有土。她这辈子的手上有土，擦了几十年也擦不净。这一回擦的不是土，是心里头那点慌。
范江海把听筒夹在肩膀和耳朵当中，空出手，把桌上那盒烟摸过来，又放回去。
烟摸到手里，又放回去了。这一通电话，他一支烟也不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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