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京城。
柏向南八点五十就到了。四本本子搁在桌上，牛皮纸包着，捆了两道绳。
提前十分钟到，这不是勤快，是心里头压着事。
“解开。”
“解开了。”柏向南说，“范书记，我再问一句。”
“问。”
“这一摞签下去，就没有回头的地方了。”
这一句问的不是纸，是人。签完了，这几十万人的道就断在那儿了。
范江海没答。他把头一本翻开。第一页里头夹着一张纸，去年的，纸边发脆，折过三回。
上头是他的字。钢笔写的，两行。
先不动。动一步，底下几十万人跟着挪。
落款的地方没有日子，只有一个圈。圈是他自己画的。
连日子都不写。他心里头明白：这纸上的话，哪天动，都算他说的。
“这张谁夹的。”
“我夹的。”柏向南说，“去年搁下的时候，您让我把原话留着。”
“留着做什么。”
“往后好对上。”柏向南说，“谁问起来，有话说。”
说白了，这话不是个字据，是一条退路。柏向南替他留着。
范江海把那张纸抽出来，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
纸边脆了，捏在手里跟捏着一片干树皮。就这么两行字，如今得自己翻过来。
“范书记。”柏向南站得离桌子远了一点，“这张纸要是今天动了，它就没地方放了。”
“放你那儿。”
“放我这儿，就是我的了。”
这一句是顶回来的：您要搁我手里，我替您兜着，可这字就得算我签的。
范江海看了他一眼。
“你今天话多。”
“九点半开会。”
会开在九点半，人到齐是九点三十八。屋里坐了十一个人，烟灰缸换了两个。
到齐晚八分钟，烟灰缸换了两个。这屋里的人都明白今天要办什么，谁也没早来。
范江海不坐主位，坐在长桌一头，本子摊开，指了三处。
“这三块，分开办。”
“一个项目的活，分三处？”规划口的老谷说，“分三处，两头对不上。”
“对不上也分。”
老谷五十九了，明年退。他戴上老花镜，把本子拖过去，一页一页翻，翻到地图那页，用手指顺着一条线走。走到中段停住。
明年就退的人不怕丢位子，所以这屋里就他敢开口。
“范书记，这条线底下有水。”
“哪条。”
“就是这条。”老谷说，“三个地方，靠着这条水吃了几十年。线一动，水就断。”
“人挪。”
“挪多少。”
“单子上写着。”范江海说，“十一万。”
十一万。这三个字落地，比拍桌子还响。
屋里没人说话。有人翻纸，翻了三页，停了。
翻了三页就翻不下去了。这手指底下压着的，一页一页全是人家的宅子、人家的地。
老谷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本子上。
“我不签。”
“你不用签。”范江海说，“会签只要三家，你不在里头。”
“我干了三十年。”
三十年，四个字。他不是求情，是拿三十年换一句明白话。
“我知道。”
“范书记，去年这句话是你说的。”老谷说，“先不动。你说过。”
“我说过。”
“那今年为什么动。”
“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这一问，屋里静得能听见烟灰落地。
范江海把钢笔拧开，签了头一份。签完把笔搁下，笔尖朝外。
笔尖朝外。这一撇，跟往外推人一样。
“你不用明白。”
五个字，比拍桌子还冷。说白了：这盆水你别沾，脏的深的，我一个人趟。
老谷把本子合上，抱着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回过头，看了一屋子的人。谁都没抬头。门带上，走廊里的脚步走远了。
一屋子人，一个都没抬头。谁都清楚：抬了头，就等于认了这句话。
老谷这一走，带走的是三十年的念想。这屋里剩下的，全是低着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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