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五月，京郊，法庭。
“我不知道。”
一句话问过去，他答不知道。这几个字，他今天不知答了多少回。
“你没出来。”她说，“盒子里头是蒜苗，我在窗台上种的，长了半尺。叶子都朝窗户那边歪。”
“饭盒你没有打开。”
“我没打算给你。”她说，“我拿它来，是为了站在那儿有个由头。站到晌午，我就走了。”
站到晌午，一整个上午，就为有个由头站着。
“报馆没有赶我。”她说，“条子是我自己递的。递了条子，我才能不往你那个抽屉里送东西。”
递条子不是被人赶走的，是自己走的。走的时候，她把那条路自己断了。
“后来你做什么。”
“校对。”她说，“一个印书的小厂，两张桌子一间屋。稿子我一个一个字看，看的是别人的字。”
“看了几年。”
“十年。”她说，“十年里我一个错字都没有放过。”
十年，一个错字没放过。她替别人看字，看得比给自己还细。
“厂子在哪儿。”
“在东边。”她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记一记。”
“你记也没用。”她说，“你记的那些数，都在卷里了。”
你记也没用。这一句说得平，可比骂人还重。
法警往门那边退了两步，退到帘子边上，把两只手背到身后，脸冲着走廊。走廊里有人推着一辆车过去，轮子响了一串，远了。
“我数二十个数。”他说，“出了这个门，我什么也没听见。”
他开始数。数得慢。数到七的时候，隔壁屋的门响了一下，又合上。数到十二，走廊上有人喊了一声名字，不是她的名字。
二十个数，是给这两个人留的工夫。
书记员从审判台侧边走过来。他走到门口，胳膊底下夹着那个硬皮夹子，抬手把帘子撩开，让过道上那点地方空出来。他撩帘子的时候朝这边看了一眼，帘子在他手里垂着，他没有说话，侧身出去了。
“我不恨你了。”
她说完这一句，把帘子又掀开些，门口的亮宽了一指。
“什么。”
“我不恨你了。”她说，“不是我原谅你。是我算到头了。”
这句话比恨还重。恨是还有账没算完；算到头，是连恨都收了。
“哪一头。”
“这一头。”她说，“你的账我算完了。你自己那一本，你带进去慢慢算。”
她这一本算清了。他那一本，谁也替他算不了。
法警数到二十，转过身来。
“话说完了。”他说，“走。”
她转过身，两只脚并齐，把本子抱好，抱在身前。她撩起帘子，一步迈出去。帘子落下来，晃了两下，停下了。
范江海站在被告席里。他没有坐。他两只手垂着，看着门口那道帘子。帘子垂平了，中间留着一道褶。
旁听席上那两个人往门口走。有一个走到门口，站住，回头往这边看了一眼，才出去。
灯又关了一排。屋里剩下一盏。
“走。”法警说。
他没有动。
屋里那一盏灯照在审判台上。台上空了，卷抱走了，长桌面上留着几道浅浅的印子，是卷底压出来的。
“走。”法警又说了一遍，“灯要关了。”
法警过来半步，把手搭在他胳膊上。那只手隔着袖子，搭得轻。
范江海站在原地没动。
灯要关了，他也该走了。可这两条腿，这会儿不听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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