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二月，京郊，审讯室。
“你寄回家的头一笔，多少。”
“十五。”
“十五块。”审讯员把一张纸按在桌上，“这一张是存根。底下那一栏是备注。你写了三个字。”
纸上那三个字是铅笔写的。横划还在，颜色发了灰。
字发了灰，纸发了黄，可那三个字还是硬的。二十年过去，笔画一道也没软。
“别打江涛。”
“为什么写这个。”
“写着有用。”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不写给你娘买药。”
“写了，那四十块就得往上报。”范江海说，“报上去他就完了。”
“你娘病着。”
“她病着。”他说，“她还活着。”
这一句顶得死。娘病着，可她那口气还喘得匀；弟弟那头要是出一点事，人就完了。他手里就捏着那么点钱，往哪头一按，另一头的人就得多挨一下。
审讯员把存根转过去，对着自己看了一会儿。纸右下角缺了一块，撕的时候带走了半个日子。
“这一笔到了没有。”
“到了。”
“你怎么知道。”
“她回了信。”他说，“信上写，收着了。”
“那封信你留着没有。”
“留过。”
“现在呢。”
“不在了。”
“什么时候不在的。”
“记不清。”他说，“我搬过七回家。搬一回扔一回东西。”
七回家，一回比一回小，东西越搬越少。搬到最后，啥都能扔，就这一张存根没扔。为啥？别的东西是物件，扔了就扔了；这一行字扔了，那话就没了。
“还有一样。”审讯员从椅子那头拿出一个纸包，“前天到收发室的。寄的人写着你妹妹的名字。”
纸包是旧报纸裹的，捆着塑料绳，两道结，绳头剪得齐。
两道结，绳头剪得齐。这是村里人往外头送东西的手法：怕半路散包，怕人看着笑话。绑这两道绳的时候，寄的人心里头在想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她寄这个做什么。”
“你自己看。”
绳解开，里头是一沓单子。裁的，大小不齐，边上起毛。药铺的单子，一格一格，字细。
“哪一年的。”
“一九六七年。”他说，“药铺先生写的。他写字细，笔画都往左倒。”
“后头的呢。”
“后头没有了。”
审讯员把单子一张一张摊开，从左往右摆。摆到第七张，停住。第七张下头压着一小块纸，四方的，边上粘过东西，硬。
那一块不是单子。
范江海把它拿起来。正面是浆糊印，印子底下透出半个字，是个六。背面粘着一小片漆，浅蓝的，带着木纹。
他捏着那一小块，捏了一会儿。
指头没抖。这东西他二十多年没见过，也不认得，可它的分量，一捏就明白了。
“这是什么。”
“窗框上的漆。”
“哪儿的窗框。”
“我家的。”
“你怎么认出来的。”
“色不对。”他说，“队里发的漆是绿的。这一块是蓝的。蓝的是她上供销社买的，买了一小罐，漆了窗框，剩下半罐漆了炕沿。”
半罐漆，漆完炕沿就搁下了。二十多年，窗框掉了色，她也舍不得再买一罐。
审讯员把这一句记下来。记完把笔搁在纸上。
“单子上的钱，一共多少。”
“四十七块三。”
“你寄回去多少。”
“二十四年，六千二百四十块。”
“这个数你记得住。”
“记不住。”他说，“本子上有。”
“本子在你媳妇手里。”
“在她手里。”
“抄件在我们这儿。”审讯员说，“一九九五年有人抄过一份，夹在旧材料里，昨天跟别的纸一块儿翻出来的。”
昨天。昨天翻出来的，是二十几年前一笔一笔抄下的东西。这中间那些年，没人替他们记，只有她的本子上一格一格记着。
“抄件上有几栏。”
“进，出，日期。”审讯员说，“一九六七年三月那一栏，进十五，出八块六。”
“买药。”
“买一盘药。”
“剩六块四。”
“六块四在哪儿，抄件上没有。”
范江海没说话。他看着桌上那一小块漆。漆片翘着一个角，翘得很小。
抄件上写不下的，本子上写着，炕沿上写着，窗框上写着。二十四年，六千二百四十块，末了就剩下这么一小块漆，还带着半个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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