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家里。
王秀芹坐在桌边算账。铅笔削得很短，铁盒搁在脚边，本子摊开，一只手压着。
“回来了。”
“嗯。”
“今天本子上添两行。”她说，“一行是市里那块地，招了商。一行是——”
她没往下说，抬头看他。
“门口那个女的，跪了多久。”
“不知道。”
“一个钟头。”王秀芹说，“菜场传的是这个数。”
一个钟头。菜场上早传遍了，他这个坐在车里的人，倒不知道。
范江海脱了外衣，坐下。
她把本子转过来给他看。最后一行写着：三月十七，郝燕，门口，一个钟头。
“你认得她。”
“药房的人我都认得。”她说，“她抓药手很稳，一味一味数，数完再看一遍。”
她拿起铅笔，在本子边上画了一个小圈。
“这是什么。”
“记号。”她说，“我自己的记号。”
自己的记号。账本上记了半辈子数，头一回画记号——她心里明白，这一笔往后要有下文。
她把本子合上，搁进铁盒，上锁，钥匙推进衣兜。
然后她进厨房。回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个缸子，白的，家里用的那个，口上磕掉一块。里头是热水，上头浮着一层白汽。
她把缸子放在他手边。
一个缸子，热水，浮着一层白汽。跟二十五年前那一个，一模一样。
“喝口热的。”
范江海端起缸子，没喝。
王秀芹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江海，我问你一句。”
“你说。”
“一九六八年你在卫生所躺着，肋条断了两根。是谁用缸子给你端了三天的水。”
“郝振邦。”
“缸子是谁的。”
“他的。”
“今天他闺女跪在咱们市政府门口。”她说，“你把车窗关着。”
范江海把缸子放下，缸底在桌面上蹭出一声响。
那一声响，屋里谁都听见了。二十五年，一端一送，同一个缸子，一个人端水，一个人关窗。
“她跪的是门口。”王秀芹说，“下回她要是跪在咱家楼底下，我开不开门。”
范江海没答。
这一问，比账本上任何一笔都重。门口那块地方，是公家的；咱家楼底下那块地方，是自家的。
第二天上午，范江涛来了。
他一进门就看见桌角那个缸子，拿起来掂了掂，又放下。
“哥，门口那事，砂石场那边都在说。”
“说什么。”
“说市长的门不好进。”范江涛笑起来，“我跟他们讲，门好进，是那闺女不懂规矩。”
不懂规矩。这四个字说得轻轻巧巧，落在人身上，就把一个跪在雨里的闺女，说成是不懂事的人。
“你来干什么。”
“两件事。”他说，“头一件，那块地上的水泥是我供的，款子还差一半。”
“找财政局。”
“第二件。”范江涛把声音压低，“要不我去一趟郝家。不带人，就我一个，把话说开。”
“说什么。”
“说钱。”
说钱。范江海心里咯噔一下：这两个字一出口，那沓纸就厚了一页。
范江海把台历往上抬了抬。
“你要是去了，那沓纸就添一页。”
范江涛愣在那儿，手在裤缝上蹭了两下。
“哥，我也是为你好。”
“把你自己的账理干净。”
范江涛走了，门带得很轻。缸子在桌角晃了一下，缸口朝上，水面上浮着一层灰。
一个礼拜，事情一件一件落了地。
那块地的手续走完了，牌子立起来，红布揭了。城边上的货车挪走，铺了水泥，画的线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的停车线，正好画在那块该立石头的地方。
立碑的事，民政口又给了一次答复。四个字，另有安排。
市第二医院药房换了一个人。洗衣房那边一天泡八个钟头，郝燕泡了十一天，手上的口子裂开三道。后来她自己递了一张纸，不干了。
十一天，手上裂开三道口子。一个抓了几年药、手很稳的人，让碱水给泡走了。
老干部活动室的报纸架上，三月下半月的报少了两期。管理员说，有人剪了。
剪了两期报。他要留的东西，报上不会登，他只能自己剪下来。
郝振邦还是每天去，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坐得发亮。
椅子坐得发亮。一个七十岁的老头，一天两趟，把一个座位坐出了光。
柏向南把这些念了一遍。
“她人呢。”
“谁。”
“郝燕。”
“走了。”柏向南说，“上个月底走的。铺盖卷捆在自行车后头，她娘送到巷口。听说是往南边去了，具体哪儿没人知道。”
一副铺盖卷捆在自行车后头，一个娘送到巷口。这就是一个家的全部家当了。
“那沓纸呢。”
“还在台历底下。”
范江海把台历翻过去一页，又翻回来。缸子还在桌角，水早凉了，缸口朝上，里头落了一层灰。
四月里，市政府大门口修了一回台阶。
石头换过了，第二级是新凿的，颜色比别的浅。雨天一到，水还是从那一级往下流，从台阶底下过去。
石头换了，颜色浅了，可水还是从那一级往下流。换了台阶，换不了下雨。
五点多，车从院里开出来，到大门口慢下来。
范江海往窗外看。台阶底下空着。岗亭里的门卫立着，两只手贴在裤缝上。
车开过去。
他闭上眼。
那张脸还在。二十九岁，蓝棉袄，头发湿了贴在脸上，右边一道，左边两道。左眼底下有个小点，分不清是痣还是泥。
那一个钟头，他在车里，她在雨里。隔着玻璃，把一张脸看到这么细。
“范市长，到了。”
范江海睁开眼。
“那个女的，叫什么。”
“郝燕。”
“记上。”
柏向南把本子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上三个字。
车往北开。台阶在后头，越来越小。
他记住了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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