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三月，北岭油田，机关办公楼。
消息是三月九号上午到的。
不是文件，是一句话。
省里要一个人，管生产，副处级。名单上有范江海。
这句话后头还跟着半句：材料要报到省公司去，卡在一个人手上。
卡在谁手上，就是卡在谁的心上。这一句，范江海听进去了。
孙德发在走廊里把他叫住了。
“小范，你到我屋来一趟。”
屋里还是那张桌子，两个暖瓶。孙德发先坐下，再把搪瓷缸子往他跟前推。
“喝水。”
“不渴。”
“喝。”
范江海端起来喝了一口。
“省里的事，”孙德发说，“你听说了。”
“听说了一句。”
“一句就够了。”孙德发说，“省公司要人，沈老点的名。”
范江海没说话。
“别急着高兴。”孙德发说，“点了名，是把你摆上去了。能不能落地，得过一道关。”
“哪一道。”
“干部处。”孙德发说，“报上去的材料，先过汤明礼的手。”
“汤明礼是什么人。”
“把关的。”
孙德发把缸子转了一圈，把把儿转到他那边。
“前年有个人的材料，在他抽屉里压了一年半。”他说，“那人后来去农场看水泵了。”
“为什么压。”
“不知道。”孙德发说，“他从不跟人说为什么。”
“这个人，”孙德发又说，“不抽烟，不喝酒，不收东西，不串门。你要拿人情去套他，套不上。”
“那他图什么。”
孙德发没答。
他提起暖瓶续水。水漫出来一点，他也不喝。
三月十一号，范江海去了省城。
沈怀山在省公司后头那栋老楼里，三层，走廊窄，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
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
沈怀山六十岁，穿一件旧棉袄，领口的毛磨秃了。他坐在桌边剪指甲，剪完了，把指甲屑扫进手心，扔进纸篓。
“坐。”
“材料我看了。”沈怀山说，“我签了字。”
“沈老——”
“我写了一句。”沈怀山说，“此人可用。”
范江海没说话。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四个字。”
“不知道。”
“因为你手上裂过二十七道口子。”沈怀山说，“能吃苦的人多，能吃亏的人少。你是后一种。”
“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
“沈老，这一步要是不成——”
“不成就不成。”沈怀山说，“我签的字，我自己认。”
他把钢笔帽扣上，放在桌上。笔是旧的，笔杆上有一道裂纹，用胶布缠着。
“我跟你说三句话。”
“您说。”
“第一句，报上去的是你，站上去的是我。我的字替你站着。”
“第二句，材料这东西，上头看的不是字，是字后头的人。”
“第三句——”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半寸。
“第三句，你别学我。”
范江海等着。
后头没有话。
这四个字，范江海当时没琢磨透。他只当是一句客气，没成想是一句实话。这四个字压在他心里，往后一天比一天沉。
沈怀山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子推开一条缝。
外头风大，三月的省城还在化雪，房檐上往下滴水，一滴一滴砸在窗台上。
“去吧。”他说，“那边你自己去。”
干部处在四楼最东头。
门开着一条缝。范江海抬手敲了两下。
“进。”
汤明礼五十来岁，头发梳得很齐，戴一副蓝布袖套。桌上摊着一摞纸，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在正面。
他先让范江海坐，再倒水。缸子是个白搪瓷的，口上磕掉一块瓷，露出来的铁锈了一圈。
“范处长。”
“汤处长。”
“材料我看过了。”汤明礼说，“写得实。”
范江海等着下文。
“就是有一处要核。”
“哪一处。”
汤明礼把绳子解开，抽出中间一页，推过来一半，用手指按住。
“六八年，器材科借出过两回笔记本。”他说，“签字的是你。”
范江海没动。
“签的是我。”
“这个好办。”汤明礼说，“附件补齐，我这边就能往上走。”
他把那页纸又抽回去，按进那一摞里，把绳结重新打上。
“范处长，喝茶。”
“不渴。”
“那我喝。”
他端起那个缺口的缸子，慢慢喝了一口。
范江海站起来。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角，搁得端端正正。
“汤处长，一点心意。”
汤明礼看了一眼那个信封。
“拿回去。”
“您先看看。”
“不看。”汤明礼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看不得这种东西。”
“拿回去。”他又说了一遍，“这话我不说第三回。”
范江海把信封收回来，揣进怀里。他脸上热了一下，跟让人当场揭了底似的。
那信封的封口，他用浆糊粘过。走到楼梯口他摸了一下，浆糊还是硬的。
没拆。
信封没拆，可范江海心里头已经明白了：这一关，钱是递不进去的。这家门关得紧，是因为门后头那个人不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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