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六，张彪又请了一次。
这次不是贴子，是一句话，托人带来的：“三公子要看库，我开了。三公子要看人，我也开。”
林锋去了。
这一次张彪不在二堂，在库房后面的一个小院里。院里有一张石桌，一个炭盆。张彪脱了官服，穿一件旧棉袍，蹲在炭盆边烤手。
“三公子，坐。”
林锋坐下。
“库看了。”
“看了。”
“看出什么了。”
“看出三件事。”林锋说，“火药霉了，粮借了，库吏只管开门关门。”
张彪笑了一下。
“三公子眼睛好。”
“张指挥，”林锋说，“我不喜欢猜。我今天来，想问三句实话。”
“你问。”
“第一句：这库空了几年了。”
“三年。”张彪说，“三年了。”
“第二句：这三年，你的兵吃什么。”
张彪把两只手在炭盆上翻了一下。
“三公子，”他说，“你问到根上了。”
他抬起头。
“汉中卫额定兵两千八百。实在的兵，一千一百。这一千一百人，一年要吃三万九千六百石粮。朝廷给的，是一万二千石。”
“差两万七千六百石。”
“差两万七。”张彪说，“三公子，你算得比我还快。”
“这两万七，从哪来。”
“三个地方。”张彪说，“第一，城里的商。第二，卫所的田。第三，南门那几辆车。”
“商为什么给。”
“因为商要走路。”张彪说，“汉中这地方，四面是山。商要出山，得过卫所的关口。过一个关口，抽一成。我抽得比别处轻，所以他们给。”
“卫所的田呢。”
“卫所的田，是屯田。屯田的粮，一半给朝廷，一半给兵。”张彪说，“这是祖制。可祖制是两百年前的。两百年前，一亩田出两石。现在一亩出八斗。”
“南门那几辆车。”
张彪没有立刻答。
“三公子，”他说，“这一句，我答了，你就得上我的船。”
“我不上船。”
“那你别问。”
“我问。”
张彪看着他，看了很久。
“好。”他说，“南门那几辆车，是替西安送银子。”
“替谁送。”
“布政使司一个经历，姓钱。”张彪说，“他管全陕的粮。全陕的粮，每年到汉中，都要过他的手。过手的时候，他留一成。”
“一成是多少。”
“汉中卫一年的粮，是两万四千石。”张彪说，“一成是两千四百石。”
“两千四百石，他要银子做什么。”
“他不要粮。”张彪说，“他要银子。粮在汉中卖不上价，一到西安就翻倍。所以他让我把粮换成银子，送过去。”
“你换了。”
“我换了三年。”张彪说，“三公子，我不换，那一万二千石粮就到不了汉中。他一句话，汉中卫就一粒米没有。”
屋里静了一会儿。
炭盆里的火暗下去。
“张指挥。”林锋说，“你这三年，拿了多少。”
“一文没拿。”
“一文没拿？”
“一文没拿。”张彪说，“三公子，你不信。你不信是因为你不在这行里。这城里一千一百个兵，一年吃的粮，我拿一文，第二年就少一百个兵。我要兵，我就不能拿。”
“那钱经历给你的好处是什么。”
“他给我粮。”张彪说，“他把该给我的粮给我。这就够了。”
林锋坐在那儿，久久没有说话。
他来过三次卫所。第一次是看兵站得直。第二次是听张彪说规矩。这一次，他听到了一件他不想听的事。
张彪不贪。张彪是一个在这个烂制度里，替一千一百个人找饭吃的人。
而他为了找这口饭，替一个西安的经历，运了三年的银子。
“张指挥。”
“说。”
“第三句。”林锋说，“钱经历让你送的银子，除了银子，还有什么。”
张彪的手停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我数过。”林锋说，“一个月初六，三辆车，三路。南路是银子，西路是货，水路是纸。”
张彪的脸沉了下来。
“你数到水路了。”
“我数到了。”
张彪把炭盆往前推了一点。
“三公子，”他说，“水路那一条，我劝你别碰。”
“为什么。”
“因为那一条不是我的。”张彪说，“银子是我的活儿。货是卫所的活儿。纸不是。纸是钱经历自己的人走的。”
“纸上是什么。”
“我不知道。”张彪说，“我只知道，每年冬天，都有人从西安下来，带着一叠纸，在汉中待七天，再走。”
“待七天做什么。”
“我记得有一年，我多问了一句。”张彪说，“钱经历的人回我一句：‘军门的家事，不必问。’”
“军门。”
“军门。”张彪说，“三公子，这一句‘军门’，你听懂了吗。”
林锋听懂了。
布政使司上面是巡抚。巡抚在明朝叫“军门”。
“张指挥。”
“在。”
“你怕他。”
张彪没有答。
“你不怕我。”林锋说，“你不怕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庶子。你怕他，是因为他手上有粮。”
“三公子，”张彪说，“你今天第一句问对了。”
“什么。”
“你问我怕谁。”张彪说，“这城里的人，都在算谁贪了多少钱。没有一个人算谁怕谁。三公子，你算的是怕。”
“怕，怎么算。”
“一个人怕什么，他就替什么办事。”张彪说，“我这三年，替钱经历办事，不是因为贪。是因为我怕。我怕他不给粮，我怕这一千一百人散了。我算过这笔账，算到最后，我算出来的不是钱，是怕。”
林锋把炭盆边上的灰拨了一下。
“张指挥，那军门怕什么。”
张彪愣了一下。
“三公子，”他说，“你这一句，问得比我深。”
“他怕什么。”
“我不知道。”张彪说，“我没见过他不怕的样子。我只见他一次，他坐在堂上，桌上摆着一本册子。那本册子他不看，就那么摆着。”
“什么册子。”
“我不知道。”张彪说，“我猜是兵册。三公子，一个巡抚，桌上摆着一本不看的兵册，是因为他怕那本册子里的数。”
“为什么怕。”
“因为那本册子上的兵，是假的。”张彪说，“全陕的兵，册上是十五万。实在的，不到三万。他怕的不是兵少。他怕的是有一天有人问他‘那十二万去哪了’。”
林锋坐在那儿。
“张指挥。”
“在。”
“你今天告诉我的这一句，比你前面那三句加起来都重。”
“重在哪。”
“重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城里所有的账为什么都不平。”林锋说，“因为这本账，上面的人不敢往下看。下面的人不敢往上递。中间的人，像我爹、像你、像钱经历，都在拿自己的一点办法，把这个洞堵住。”
“堵不住。”
“堵不住。”林锋说，“张指挥，我今天不问你怕不怕了。我问你另一句。”
“问。”
“你想不想让这个洞，被看见一次。”
张彪把炭盆推回原处。
“三公子，”他说，“我今年四十六。我这辈子，让这个洞被看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我上任那年，我把欠饷的册子递上去了。上头回了我一句‘知道了’。第二次是去年，我把兵册递上去了。上头没回我。”
“所以你就不递了。”
“我还在递。”张彪说，“三公子，我每年都递。我知道没人看，可我还是递。因为我一递上去，纸就在那儿了。纸在，总有一天有人会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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