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封了。这是第二天我才明白的。白天没有人进来，夜里也没有。婆子只在门口探头看了看，把门从外面带上，落了锁。
我在里面，听得见那把锁扣上的声音。头一天我还撑得住。我数着时间，数到巳时，想着这时候该有人来了；数到午时，想着再等等；数到酉时，天黑了，我知道今天是不会有人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数。数到中午，我发现自己数不清了。
不是因为忘了数到几，是因为祠堂里的东西开始模糊。我先看不清最上面那一排祖宗牌位，然后看不清门框，再然后连供桌上那点光都看不清了。
那感觉很奇怪，像有人在我眼前蒙了一层湿布，越蒙越厚。
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香火要断了。第二天夜里，我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很轻，三下，间隔很短。我一下子精神起来，可门外没有开锁的声音。那把锁是从外面锁的，从里面打不开，外面的人没有钥匙也进不来。
敲门声停了。过了一会儿，门缝底下塞进来一样东西。
我看不清那是什么，只看见门缝那儿有一点光，很小，一跳一跳的。
是香。有人把一炷点着的香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
那炷香躺在地上，慢慢地烧。我盯着那一点火光，看着她一寸一寸地烧短。那一点香火太少了，只够让我勉强看清门口那一小块地面。我看清了塞香的那只手。不是阿宁的。那只手很小，可阿宁的手比她瘦；那只手有一点抖，虎口处有一层薄茧。
那是做过针线活的手。我心里一动。是柳姨娘。那炷香烧完了，她又在门缝外面点了一炷，塞进来。一炷，两炷，三炷。一整夜，她就蹲在门外，隔一段时间塞进来一炷香。我说不清她在那儿待了多久，只知道等到最后那一炷烧完，天已经开始亮了，门缝底下的光变成灰白色的。
我心里忽然很酸。我活着的时候，一年见她不到十回。她不敢来看我，怕嫡母，怕姐姐们，怕人说闲话。我小时候恨她没用，恨她连护我一句都不敢。
现在我死了，她蹲在祠堂门外，一炷一炷地给我塞香。
第二天白天，她还是没来。大约是被人看见了。她那种人，一辈子都在怕，能豁出去一夜，已经是极限了。
我攒着那几炷香的力气，一分也没舍得用。我知道，明天法事就要开始了。我开始做准备。这件事我盘算了很多遍。我一个牌位，推得动的东西不多。吹一支烛要一盏茶的力气；推一个苹果要半天；推倒一只香炉，我没算过，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我这辈子（包括活着那十六年）攒得最多的一次。
法事那天，祠堂里会摆一只香炉，摆在正中间。
那是唯一一件，全府都会看见的东西。我只要把它推倒。他们说我“有怨”，那我就在他们面前，把这股怨摔出来。
夜里，我开始攒。我把这几天的香火全都拢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压到牌位的最里头，像一个人把家底塞进枕头。我压得很慢，很小心，怕漏了一点。压到后半夜，我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哭。哭声很轻，隔着一堵墙，听不真切。可我认得出那个声音。
是柳姨娘。她在墙外面哭，一边哭一边说话，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只有一句听清了。她说：“是我没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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