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苹果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周氏的鞋边。
祠堂里静了一下。周氏低下头，看着那颗苹果，看了大概两息，然后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她捡得很从容，捡完了还拿袖子擦了擦，放回碟子里。
“这桌子不平。”她说，“回头叫人垫一垫。”她侄媳妇在旁边“哎”了一声，两个人就说起别的了，说今年的雪，说她家小子的亲事，说着说着就出去了。
门关上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抖得厉害。不是吓的，是累的。推那一个苹果，把我一整天的力气都推光了，后来的整整一夜，我缩在牌位里，什么都看不清，连祠堂里那盏留在供桌上没吹的烛都看不清。
第二天阿宁来上香，我才缓过来一点。那之后我学乖了。力气不能乱用，用一次要攒好几天。所以我开始琢磨：什么事值得用，什么事不值得用。
吹一支烛，用掉的力气大概是一盏茶。让一个苹果滚下来，差不多是半天攒的。推一只香炉——我没试过，但我估摸着，把我攒一个月的力气全倒进去，它也不一定会动。
这些数我都是自己估的，估得也不准，可我心里有个大概的秤。我从前在府里过日子，也是这样一杆秤：一碗汤值几分脸面，一件旧衣裳能换几两银子，母亲给的一个笑能顶多少日的安稳。我把这杆秤从活着的时候，一直带到了死后的牌位里。
父亲是逢五来。我数着日子，到第五天，果然听见了他的脚步。
父亲走路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他步子很稳，落地很轻，走得不快，但一步是一步，从来不乱。他进来之后，先看一眼牌位，再看一眼香炉，然后拿香，三炷，插好。
然后他就站在那儿。我爹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话就少。府里的下人都说他冷淡，其实他不是冷淡，他是把话都留在了心里，留到后来连怎么说都忘了。我小的时候，他有一回给我买过一支糖人，买回来什么都没说，放在我桌上就走了。我拿着那支糖人站在门口看了半天，看着他走进书房，心里想的是：他是不是不喜欢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从街上带回来的东西，只有那一支糖人，他自己没吃，也没给二姐。
现在他站在我的牌位前面，也一个字都不说。然后我心里响起了那个声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到九，停一下。一，二，三，四。我在牌位里听着，一遍一遍地听。他数到九就停，停的时间不长，大概三息，然后重新从一开始数。我数了，那天他数了十一遍，每一遍都一样，九之后重来。
他数到第九遍的时候，忽然往前走了一步。那一步迈得很近，离供桌只有半尺。我看见他的手抬起来，抬到一半，又放下了。然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料到的事。他伸手，把供桌右边那一碟糕点端了起来，端到眼前看了看，又放下，位置往前挪了一指宽。
那碟糕点本来摆得正正的，他挪完之后，就有一点歪了。
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个动作。
他为什么要把碟子挪一个位置。我想了很久，想到天黑，忽然想到一件事：那一碟糕点，是他每次来都会看一眼的。他看那个碟子的时候，眼睛里头有一种东西，不是难过，也不是心疼，是那种“看着一个东西，确认它还在”的眼神。
他在确认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件小事。
我用尽力气，把那个碟子往外推了一点。推得很轻，只推了一指宽，推完之后我几乎瘫了。可那个碟子动了，它从原来的位置挪到了另一个位置——就是我爹昨天挪的那一指。
我想看看，他会不会发现。第五天，父亲又来了。他照旧点了三炷香，照旧站着，照旧数数。数到第九遍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
他没有数第十遍。他低下头，看着那只碟子，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听见了他心里的声音。那声音跟数数的声音不一样，不是一，二，三，是一句完整的话：“知微，你别动那个。”我在牌位里僵住了。他知道。他知道我在动那个碟子。他甚至知道是我。可他没有说出口，也没有叫人，他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那只碟子，很轻地在心里说了一句“你别动那个”，然后就走了。
那天的香烧得特别慢。我盯着那三炷香，一直盯着，盯着它们烧到一半，烧到最后一点，烧成三截灰。我忽然想起我死的那天晚上。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屋里很黑，窗外有人在走动，脚步很轻。那个人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到九，停下来。然后重新开始。
那之后我又等了一个逢五。这十天里我把那句“你别动那个”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想到了好几个说法。也许他是在跟别人说话，也许他是在自言自语，也许我根本听错了。
可到了那天，他进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他脚步不对。
他走得比平时慢，走到门槛那里还停了一下，像是在确认屋里有没有人。他点了香，站在供桌前，眼睛一直盯着那只糕点碟。
碟子是我后来挪回去的，挪得很正，跟原来一样。
他看了很久，忽然伸手，又把碟子往外挪了一指。
我在牌位里愣住了。他挪完了，退后半步，就那样站着等。
他等了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我什么都没做。我的力气全攒着，一点也没动。
然后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长到我觉得他整个人都跟着矮了一点。
他的心里，那句话又浮出来。
“不该是你。”
不该是你。
这四个字我在心里念了整整一夜。
不该是我，那该是谁。
我想起府里从前也死过人。前年冬天，后院有个烧火的婆子冻死在柴房里，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去年春天，账房先生的儿子病死了，才十四岁。他们的死都没人细究，府里给了一口薄棺，一笔抚恤，就算了。
可我的死，有人细究了。
我爹每五天来数一次数，数到九就停；我大哥隔一天来跪一次，跪够一炷香；我二姐念经念得那么认真；我嫡母挂了一块黑布挡我的眼。
一个不受宠的庶女死了，值当这些人这么费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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