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站的账是第二天早上结的，李站长从抽屉里数出三张五块的，压在桌上，又撕下一页纸写了个条子。
条子上写着三个活：粮站后院的脱粒机，卫生院的水泵，小学那口哑了半个月的钟。字是钢笔写的，笔画很粗，最后一个“钟”字洇了一团墨。
“三个活，你看着收钱，别多要。”李站长把条子推过来，“都是公社的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
周建业把三张票子叠好，掖进贴身的口袋，条子折了两折，夹进作业本，本子一下厚了不少。
院子里，那台东方红-28 正在试车，排气管冒着青烟，吴师傅坐在驾驶台上，冲他抬了抬下巴。
“昨天耕了八十亩。”李站长说，“公社书记早上来看了，没说话，走的时候把烟盒落在我桌上了。”
吴师傅熄了火，跳下来，把一包没开封的烟塞进周建业上衣口袋，说这手艺早晚用得上人情，不会抽就装着。
他没推，把烟别在耳朵后头，跟吴师傅点了个头，拉着板车往回走。
板车是空的，轱辘碾过农机站门口的碎石子，响得比来的时候轻快。
回到站里，老马正蹲在条案后头数铁钉，一堆锈钉子摊在报纸上，他按长短分了三堆。
“结了？”
“十五块。”
“农机站给的是现钱还是条子？”
“现钱，三张五块的。”他把钱掏出来，数出八块零二分放在条案上，“这是欠站里的电机钱。”
老马看了看那堆零票子，没数，直接扫进抽屉：“行，两清。”
周建业又把条子递过去，老马接过来看了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粮站那个脱粒机是老毛病，滚筒不平衡；卫生院的水泵十有八九是盘根漏气；小学那口钟，是铃锤的销子掉了。”
他说完抬头看周建业：“你去干，工钱自己收，站里抽两成。”
“两成？”
“规矩。”老马说，“你挣十块交站里两块，剩下的归你，账要记清楚，一笔一笔，别让人挑出毛病。”
周建业把条子收好，老马站起来，走到墙角，那儿有一张旧办公桌，桌面上堆着半年的旧报纸。
“这张桌子原先是我用的。”他拍了拍桌面，扬起一层灰，“我眼花了，账记不清，上个月把一个生产队的铁称错了三十斤，赔了九块钱。”
“你来记。”他说，“桌子搬到条案边上，抽屉里有算盘，你会用不会？”
“会。”
桌子是榆木的，沉，二柱子搭了把手，两个人才从墙角挪到条案边上，桌腿在地面上刮出两道白印。
抽屉卡住了，他用改锥撬开，里头有一只旧算盘，一支干了墨水的钢笔，还有半盒图钉，图钉全锈了。
抽屉底下垫着一张旧报纸，一九五八年三月，报头被老鼠咬掉一个角，露出来的版面上印着“县机械厂超额完成一季度计划”。
算盘的框子裂了一道缝，他用胶布在背面粘了两道，拨了两下，珠子还滑，只是声音闷。
他把桌面擦了四遍，擦到第四遍，抹布上才不见黑，桌角有一块烫痕，是茶缸底留下的。
上午没有收货的人，他坐在桌子后头，把作业本翻开，从第一页起一笔一笔抄账。
三月十二，收铁三十一斤六两，付一块五毛八；三月十四，买电机一台，十二块，欠八块零二分。
三月十六，修拖拉机，收五块，他写字慢，一笔一画，写完一行，拿尺子比着画一道线。
他把每一笔的来人、斤两、价钱、经手人都写上，老马的名字写在经手人一栏，他自己的名字写在下一栏，两个字写得很小。
二柱子端着一缸子热水进来，往桌角一放，说你这字比我念书时候的老师还周正。
“练的。”
“练这个干啥？”
“账记不清，人要吃亏。”他把本子往前推，“你看这一笔，要是写成三十斤，我就少收六毛三分，六毛三分是三十个鸡蛋。”
二柱子凑过来看了看，似懂非懂地点头，说三十个鸡蛋，够我吃一个月。
快到晌午的时候，赵大勇回来了，推着那辆飞鸽，车后架上绑着一捆报表，脸上带着汗。
他一进门就看见条案边上的桌子，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先看了看桌子，又看了看坐在桌子后头的人。
“谁让你坐这儿的？”
“马站长。”
“马站长人呢？”
“去公社开会了。”周建业说完，把算盘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出一条道。
赵大勇把车支好，走到桌前，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这张桌子，我打了三次报告想要。”
“马站长让我记账。”
“记账？”赵大勇笑了一声，“一个临时工坐屋里，吹着穿堂风，喝着热水，记着账。”
“外头那些卖废品的社员，哪个不比你资格老？”
“他们不记账。”
“他们也不用坐屋里。”赵大勇说完，绕到桌子另一头，弯腰把桌腿一抱，往上一抬。
桌子上的算盘、钢笔、作业本，哗啦一下全滑到地上，钢笔尖扎进砖缝里，弯了。
他弯腰把钢笔捡起来，笔尖掰了两下，掰不直，就用牙咬，咬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尖。
“你干啥？”二柱子从门口冲进来。
“搬桌子。”赵大勇说，“屋里地方小，腾出来放货。”
桌子腿在门槛上磕了一下，磕掉一块漆，他把桌子拖到院子中间，往地上一放，拍了拍手上的灰。院子里有几个卖废品的社员，站在板车旁边看，一个老太太手里还攥着半截麻绳。
“院子里亮堂，风吹得着，账记得清。”赵大勇说完，转身回屋，把自己的茶缸从条案上拿起来喝了一口。
周建业蹲下去，把散在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捡起来，作业本摔开了，有一页沾了泥。
他用袖子擦，越擦越花，干脆把那页撕下来，压在本子最后，权当草稿。
算盘的一根档子断了，两颗珠子滚到墙根，他趴下去，从砖缝里抠出来，指甲缝里全是土。
二柱子要说话，被他按住了：“没事，院子里确实亮堂。”
他把桌子挪到墙根底下，那儿背风，日头能晒到一半，桌腿有一条短了，他找了两块半头砖垫上。
蹲下去看了看，平了，然后他把算盘、钢笔、本子重新摆好，坐下来，接着抄账。
风从院门口灌进来，把纸吹得翻了一页，他拿半块砖压住，砖是红的，缺了一个角。
那个老太太走过来，把手里那截麻绳放在桌角：“后生，这绳子给你，捆账本用。”
“多少钱？”
“不要钱，旧的。”老太太走了两步又回头，“你这后生面善，坐哪儿都一样。”
老太太的板车上是一捆破布和两只旧铁桶，二柱子过秤，一共八斤四两，算下来八分钱，她捏着硬币在手心里掂了掂，才揣进怀里。
下午四点多，老马从公社回来了，进门的时候，赵大勇正蹲在条案后头拨算盘，听见脚步声喊了一声马叔。
老马没应，站在院子当中，看了看墙根底下那张桌子，桌子上摆着算盘、本子、半块砖。
桌子后头坐着一个人，正在低头写字，老马站了有半分钟，什么也没说。
然后他走过去，把自己手里的搪瓷茶缸放在桌角上，茶缸里的水还冒着热气，缸子底在桌面上烫出一圈白印。
那是老马用了十几年的缸子，缸沿上磕了三个豁口，最大的一个能塞进一颗黄豆。
“马叔——”
“屋里那张条案你用。”老马说，“这张桌子，以后归他。”
“他是临时工。”
“临时工也是人。”老马说完，转身进了屋，门帘一掀，又放下来。
赵大勇站在院子里，脸涨得发红，手里的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响。
“我妹在电灌站当临时工，也等一个名额。”他忽然说了一句，说完就进屋了。
周建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电灌站，临时工，名额。
周建业没抬头，把最后一行字写完，拿尺子画了一道线，茶缸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撕下来的日历纸。
纸条背面写着五个字：粮站，脱粒机，明天。
傍晚收工，他绕到卫生院，花四块钱给父亲抓了药，药是氨茶碱和***，装在一个纸袋里。
抓药的窗口关了一半，里头的人说没有处方不卖，他把农机站开的条子递进去，人家才收了钱。
回家的时候，母亲在灶房烧火，锅盖缝里冒白气，妹妹蹲在门口择菜，手指头还是红的。
他把剩下的钱掏出来，放在锅台上：两块五毛，一张两块的，一张五毛的。
“这是干啥？”
“建芳的学费。”
母亲没接钱，先盯着他看了半天：“这钱哪来的？”
“农机站结的工钱，修拖拉机，十五块。”
“修一台拖拉机五块，你哪来十五块？”母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别是跟街上那些人学坏了。”
“还有三个活，粮站、卫生院、小学，活还没干，钱先结了。”
“没干的活，人家凭啥先给你钱？”
“因为我把拖拉机修好了。”周建业说，“妈，我要是拿了不该拿的钱，天打雷劈。”
母亲盯着他看了很久，眼睛里有水光，最后把钱接过去，一张一张抚平，抚了三遍。
父亲从里屋出来，扶着门框咳了两声，说让娃念，钱不够我去借。
“女娃念那么多书干啥，早晚是人家的人。”她说。
“念完初中，能进公社的厂子，一个月十八块，两年就把学费挣回来了。”
母亲没说话，妹妹蹲在门口，头埋得很低，肩膀一抽一抽的。
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没人去揭锅盖。
他把钱塞进妹妹手里：“别哭了，明天去学校报到，跟老师说欠的那半学期也补上。”
妹妹攥着钱，问他哪来的，他说修拖拉机挣的，一台拖拉机，五块钱。
妹妹说哥你手咋了，他低头看，右手虎口裂了一道口子，是搬桌子的时候蹭的，血已经干了。
“没事，蹭的。”母亲拿过他的手看了看，转身去拿红药水，一句话没说。
夜里，他趴在炕桌上算账，十五块，还债八块零二分，学费两块五，药四块，剩四毛八。
四毛八，他写在纸上：买盐一斤，一毛五；煤油半斤，两；剩毛三，剩一毛。
他把这一毛也写上：留给建芳买铅笔。
写完他看了一会儿，把纸撕下来，夹进作业本里，跟那张日历纸放在一起。
窗外有风，吹得窗纸响，母亲在灶房里洗碗，碗碰碗的声音很轻。
他想起二〇二六年的账，那时候他管着几十个亿的项目，一张单子上的零，比这一屋子家当都多。
那年他签过一张一千二百万的设备采购单，签字的时候手都没抖，可女儿婚礼的请柬，他连日期都没记住。
可那时候的账，他从来没算清过。
妹妹推门进来，把一块烤红薯放在炕沿上，红薯还热着，皮上裂了一道口子，淌出一点糖稀。
他把煤油灯捻小，躺下去，枕头底下的本子硌着后脑勺，他伸手把它往里推了推。
明天早上七点，粮站的脱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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