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业是被一股玉米面的味道熏醒的，那味道很冲，混着灶膛里的柴烟，从门帘缝里一直灌到炕上。他睁开眼，先看见一根杨木房梁，年头久了，中间塌下去一道弧，弧底下挂着一只十五瓦的灯泡，灯口上结了一圈灰。
墙是土坯的，靠炕那面糊着旧报纸，报头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纸边被炕烟熏成了焦黄，一碰就掉渣。
他记得昨天晚上在厂里的退休座谈会上喝了三杯酒，记得办公室主任小刘扶他上车，再往后，就没有了。
炕很硬，褥子底下铺着干草，他一翻身，草就沙沙地响，响得后脊梁发凉，像是有人在耳边搓纸。
门帘一掀，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蓝布褂子，袖口磨得发白，手里端着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碗：“醒了？”
她把碗搁在炕沿上，伸手探他的额头，手心是糙的，带着一股碱面的味道。
“烧了三天，可算退了，”她说，“你爸去厂里请假，你妹妹去街道领糊盒子的料，家里就我一个。”
周建业看着她，这张脸他认得，在他记忆里是黑白的，挂在老家堂屋的墙上，底下压着一只搪瓷缸。
他母亲是一九七九年走的，走的那年他十一岁，出殡那天下了雨，他记得棺材上的油漆味。
“妈。”他叫了一声，嗓子哑得厉害，像砂纸在木头上蹭，尾音劈了叉。
女人应了一声，眼圈立刻红了，转过身去端碗：“先喝口糊糊，有啥话吃完再说。”
碗里是玉米面糊糊，稠得能立住筷子，上面卧着几根咸菜丝，咸菜切得很细，像是舍不得多放。
他捧着碗，热气扑在脸上，手却抖了一下，碗沿磕在牙上，叮的一声，糊糊溅出来一点。
这不是梦，梦里不会有这么烫的碗。
他把手举到眼前，手是年轻的，指节粗，虎口有一层薄茧，手背上没有一块老年斑。
他翻过来看掌心，掌纹浅，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指甲缝里也是，抠了半天，只抠出一道白印。
炕梢的墙上钉着一张年历，纸边卷了，上面印着一行红字：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二日。
年历底下压着一张硬纸片，他抽出来看，是返城证，姓名周建业，二十二岁，原插队地点临江县红旗公社三大队。
他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纸很脆，边角一碰就要掉渣，他赶紧又把它压回年历底下。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小满今年该过生日了，五月六号，还是七号？
这个念头一起来，他就去摸口袋，摸到一件硬邦邦的东西——不是手机，是一盒火柴。
“妈，”他开口，声音还是哑的，“今年是哪一年？”
女人回头看他一眼，像是怕他烧糊涂了：“七二年，三月十二，你摔下来那天是初九。”
“我从哪儿摔的？”
“场院的拖斗上，”她说，“人家装车，你去搭手，一脚踩空，后脑勺磕在石碾子上，血淌了一地。”
她说着，抬手抹了一下眼睛：“你爸说，你要是醒不过来，这个家就散了。”
周建业低下头，看着碗里那层薄薄的油膜，他今年五十八岁，是重工集团的总工程师，昨天刚办完退休手续。
现在他二十二岁，躺在一张土炕上，脑袋后面缝了七针，家里欠着街道互助会三十块钱。
饭桌是半张门板搭的，四条腿有两条垫着砖，桌上摆着一盆玉米面饼子，一碟咸菜，一碗炖白菜。
白菜里飘着几星油花，油花聚在碗沿，被他父亲舀起来，又倒回盆里，说是留着下顿。
周德贵坐在靠门的位置，背驼得厉害，一说话就咳，咳起来整个人往前折，像一把合上的折尺。
“厂里准了三天假，”周德贵咳完，拿手背抹了抹嘴，“不碍事，你养你的。”
周建业看见他手背上有几块紫红的疤，是翻砂车间烫的，疤上又叠了新疤，一层压着一层。
妹妹周建芳坐在他旁边，十五岁，辫子扎得紧，手指头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浆糊。
她一边吃饭一边糊纸盒，糊一个，往旁边的麻袋里扔一个，动作熟得像机器，头都不抬。
“哥，你吃。”她把盆里最后半块饼子推过来，饼子上沾着一点糊盒子的浆糊。
周建业把饼子掰成两半，一半推回去，一半塞进嘴里，玉米面拉嗓子，他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建芳，”他问，“你念到几年级了？”
桌子底下，母亲的脚碰了他一下，周建芳低下头，把一只糊好的纸盒码在麻袋上：“初二。”
“开学了吗？”
“不念了，”她说，“我手笨，念不进去，再说家里也……”
她没说完，把话咽了回去，麻袋里的纸盒倒了，她蹲下去捡，一只一只码好。
周建业没再问，他数了一下桌上的东西：一盆饼子，一碟咸菜，一碗白菜，一双筷子，一只豁口的碗。
这个家全部的现钱，他知道在哪儿——母亲贴身的口袋里，用一块蓝布包着，压在三层衣服底下。
“妈，给我两块钱。”他说。
女人顿了顿，随即从怀里掏出那个蓝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数出两张一元的，又数出四张一角的。
“两块四，”她说，“去废品站报到，路上买两个饼子，别空着肚子干活。”
她把钱塞进他手心，又替他把领子翻好：“马站长是你爸的老战友，你去了别耍知青脾气，让你干啥你干啥。”
“你爸这条命，是人家从朝鲜背回来的，”她压低声音，“你别给人家添麻烦。”
周建业把钱攥在手心里，纸票子被汗浸得发软，临出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站在门槛里头，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还捏着那块蓝布，蓝布的一角垂下来，扫着门槛。
父亲坐在桌边咳，妹妹低着头糊纸盒，麻袋里的纸盒已经堆到一半，这一幕他记了很多年，后来也忘了很多年。
废品收购站在镇子东头，三间瓦房，一个大院，院墙是用碎砖头垒的，墙头上插着碎玻璃。
院门没关，门口停着一辆架子车，车上堆着烂纸和破布，一个二十来岁的大个子正往院里卸货。
“新来的？”大个子直起腰，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我叫二柱子，你叫我柱子就行。”
周建业点点头：“周建业。”
“知道，马站长说了，今天来个知青。”二柱子把一捆破布扛上肩，“你进去吧，站长在里头称铁。”
院里分了好几堆：靠墙一堆废铁，锈得发红；中间一堆旧报纸、旧书；西边墙角堆着骨头，白花花的，招了一群苍蝇。
最里头是一堆破铜烂铁，有铁锅、有铁桶、有断了齿的齿轮，还有半截拖拉机履带，锈得连成一坨。
空气里一股铁锈味，混着骨头堆飘过来的腥臭，呛得他喉咙发紧，他咽了一口唾沫，唾沫也是腥的。
屋里光线暗，靠窗摆着一张条案，案上放着一杆秤，秤砣是铁的，磨得发亮，秤钩上还挂着一截麻绳。
条案后头坐着个老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左腿伸得直，右腿蜷着，脚边搁着一根拐。
老头抬眼看他，看了有五六秒，才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周德贵的儿子？”
“是。”周建业说。
“我是马长顺。”老头用烟袋锅子指了指墙角，“坐，板凳缺块板，你垫张报纸。”
墙角有一条长凳，凳面上缺了一块板，周建业坐下来，还没坐稳，门外就进来一个人。
那人三十来岁，头发抹了油，梳得一丝不乱，穿着一件四个兜的蓝卡其干部服，推着一辆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
“马叔，”那人把车支好，扫了周建业一眼，“这就是那个知青？”
“赵大勇，站里的正式工。”老马说完，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
赵大勇没理他，径直走到条案前，拿起茶缸喝了一口：“马叔，不是我说，咱们站三个编制，一个正式工，一个临时工，一个季节工。他来了，我算啥？”
“你算正式工，他算临时工。”老马说。
赵大勇笑了一声，把茶缸往案上一墩：“知青回来抢饭碗，城里待不下，就往咱们废品站塞。”
他转过头，上下打量周建业：“你会干啥？会看秤，还是会认铁？我告诉你，铜是铜，铁是铁，铝是铝，你分不清，一天白干。”
周建业看着他，没说话，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蹭下来一手锈。他这辈子最拿手的两件事，一是算账，二是认怂，两样都不体面，两样都管用。
赵大勇推着车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马叔，后院那屋的锁我换了，新锁，钥匙在我这儿。”
老马的烟袋在嘴角顿了顿，没接话，等那人的车铃出了院门，才朝地上啐了一口。
上午的活是分拣废铁，二柱子把一车铁卸在院当中，铁件砸在地上，哐当一声，震得人牙根发麻。
“分三堆，”二柱子说，“能回炉的，不能回炉的，还有能用的，能用的放窗户底下，站长要过目。”
“你眼神好使，你挑。”他抹了把脸，又补了一句，“挑错了也不打紧，反正都是破烂。”
周建业蹲下去，先没有动手，他看铁：有的发黑，是铸铁，一敲就碎；有的发青，是钢，敲上去有回声；有的带着一层蓝，那是淬过火的。
他捡起一截断轴，掂了掂，轴身有锈，断口却是新的，茬口发亮，像是刚断不久。
他的手指搭上去，眼前热了一下，这热是从指肚里钻进去的，顺着骨头往上走，走到眼眶后头，停住了。
热里浮出画面：钢水，红的，从炉口淌下来，浇进砂模，溅起的火星子贴着地面滚。
画面后头跟着一句更轻的声音，像是他自己在脑子里念：一九五八年，沈阳重型机器厂，四十五号钢，调质。
又一幅画面：一台脱粒机，滚筒卡死，皮带冒烟，轴在中间断开，断口白得像骨头。
一九六二年，临江县红星公社。
画面散了，最后一句话留在原地：还能用三斤二两。
周建业把手松开，手心是凉的，凉得像刚在井水里浸过，他低头看那截断轴，看了很久。
“咋了？”二柱子问。
“没事，”他说，“这截是好钢。”
他把它单独放在窗根底下，又去翻别的，一上午翻出七件能用的东西：两截轴，一个齿轮，一副轴承座，三块厚铁板。
每摸一件，眼前就热一次，热里带出几句话：哪一年，哪个厂，什么材料，坏在哪儿，还能剩下多少。
到第四件的时候，他停住了手，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他想起老马刚才看他的眼神。
中午收工，老马从屋里出来，蹲在窗根底下看那七件东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敲，看，用指甲刮锈。
“这截轴，”老马说，“你凭啥说是好钢？”
“断口。”周建业说，“断口发白，是疲劳断的，不是烧断的。烧断的发黑。”
老马看了他一眼，把烟袋点着了：“这七件，按好铁算，五毛一斤，废铁是废铁，好铁是好铁。”
过秤的时候，二柱子念数：三斤二两，二斤八两，四斤……七件加起来，三十一斤六两。
老马拨了拨算盘珠子，从抽屉里数出钱来，一毛的，五分的，两分的，一分的，摞在条案上：“一块五毛八。”
周建业把钱一张一张捡起来，叠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按了按，又按了按。
他算了一下：三十一斤六两，要是按废铁收，是九毛四分八；按好铁收，多出来六毛三分二。
六毛三分二，是母亲糊六百三十个纸盒的钱，他蹲在条案前，忽然想笑，又没笑出来。
“小周，”老马叫住他，“明天早点来，后院那台磅秤不准，你帮我看看。”
“我不会修磅秤。”
“你会。”老马说，说完就把烟袋叼回嘴里，不再看他。
傍晚回家，他绕到供销社，花三分钱买了一个烧饼，又花五分钱买了一个作业本，本子是白纸的，封面上印着一行红字：为人民服务。
回到家，妹妹已经把饭做好了，还是糊糊，比早上稠一点，里面下了几片红薯干。
父亲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咳了一阵，咳出一口带黑丝的痰，吐在墙角的灰堆里，母亲拿脚蹭了点灰盖上。
夜里，家里熄了灯，电是十点停的，停了以后，母亲点起煤油灯，灯芯捻得很小，火苗只有黄豆那么大。
周建业趴在炕桌上，把作业本翻开，第一页是空的，他捏着铅笔，想了很久，写下第一行：“一，我叫周建国，今年五十八岁，重工集团总工程师。”
第二行：“二，我女儿叫周小满。”第三行：“三，小满今年三十岁，在深圳，做设计。”
第四行：“四，她妈叫林慧，二〇一九年三月走的，肺癌。”
他写得很慢，每写一行就停一停，像是在跟谁核对，写到第九行的时候，铅笔尖断了。
他用牙咬出一点铅芯，接着写：“她结婚那天，我在德国，没去。她上一次给我打电话，是四百三十七天前。”
“她说过年回来，我说不用，厂里忙。”写到第十七行，他停住了，窗外有风，吹得窗纸哗哗地响。
他把本子合上，又翻开，盯着第三行看，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然后他拿起铅笔，在那行字上划了一道，铅笔芯很软，划过去，字还在，只是被一道灰线压住了。
奇怪的是，他记得小满三岁那年的样子：穿一件红棉袄，站在厂门口，手里攥着一根冰棍，冰棍化了一半，糖水滴在棉鞋上。
他记得那根冰棍是三分钱一根的，他只不记得，那个三岁的孩子，是怎么长到三十岁的。
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隔壁传来父亲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有人在用钝刀子锯木头。
周建业把本子塞到枕头底下，吹灭了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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