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桐做了二十八年聚变，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一颗星星。
她出生在合肥郊外一个造火柴的小镇上，父亲是火柴厂的锅炉工，母亲在厂里做包装，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她十一岁那年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叫等离子体物理的节目，一位老教授对着摄像机说，太阳之所以发光，是因为在它的核心，氢原子核在一千五百万度的高温下互相挤压，聚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说人类将来要在地球上造一颗小太阳。她看着屏幕上那一团翻滚的、金红色的火球，忽然觉得整个世界的重量都轻了一点。那一晚她对母亲说，妈，我要去造太阳。母亲说，你先把碗洗了。
她用了十八年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能造太阳的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然后是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博士论文做的是托卡马克边缘的湍流，她在合肥的那台实验装置前一个人值过无数个夜班，凌晨三点装置放电的时候，整个实验大厅里只有她一个人，面前的屏幕上是一条从零一路冲到几千万度的曲线，她看着它，像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学走路。三十二岁她去了法国，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设计，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山村里租了一间有一棵橄榄树的房子，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下班买一根法棍，沿着一条两边长满薰衣草的路慢慢骑回来。
她真正被打动是在二〇三六年。那一年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个年轻人讲仿星器，一种比托卡马克更复杂、更不对称、造起来更难，却更稳定的磁约束装置。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奇形怪状的、像一团被拧过的麻花的线圈图，说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对称面，每一个线圈的形状都不一样，是用计算机一点一点优化出来的，可是它不需要像托卡马克那样靠等离子体自己产生电流来维持约束，所以可以避开一类由大等离子体电流引起的破裂风险。但失稳、杂质积累和热负荷仍要一项一项处理。吴桐坐在第三排，看着那张乱七八糟的图，忽然想，这幅歪歪扭扭的图，倒像她小时候在本子上画的星星。
二〇四一年十一月，联合国通过磁盾决议的那一周她接到了田中航的电话。田中在电话里没有寒暄，只问了一句话：吴博士，我们需要一座六百兆瓦的聚变电站，放在一百五十万公里外，没有冷却塔，只能靠远距离定期补给，您能做吗。她拿着话筒在普罗旺斯的橄榄树下站了很久，说，您知道这有多不可能吗。田中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您是唯一可能做到的人。她一时没有回答，放下电话抬头看了看天，南法的天空蓝得像一块被擦得很亮的玻璃，几只燕子从橄榄树的枝叶间飞过。她想起十一岁的那个晚上，母亲让她把碗洗了，她把碗洗了。
那座电站的设计用了十一个月。她把团队放在日内瓦湖边一栋租来的旧仓库里，二十三个人来自十一个国家，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大家还不愿意走，围着一张长桌上摊开的线圈图一遍一遍地吵。吵得最凶的是关于锂包层的结构。一个德国来的年轻人坚持要用液态锂，因为传热好，一个日本来的老工程师坚持要用固态陶瓷，因为不会泄漏。吴桐在两个人之间听了三个晚上，最后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她自己都不确定的混合结构，说我们两个都做，用时间来验证，错了再改。
二〇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凌晨，聚变电站在 L1 点第一次点火的前一小时，她一个人在控制室外面的走廊里站着没有进去。她穿着一件旧的深蓝色毛衣，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窗外是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滤光窗把太阳那一小片圆盘压成温和的白。她忽然觉得很累也很安静，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台黑白电视机，想起火柴厂里每天傍晚飘出来的硫磺味。她对着窗外轻轻说了一句话，是合肥话，没有人听得懂，大意是：妈，我来了，你看，那颗太阳是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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