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在四月二日举行，一共开了三天，地点是日内瓦万国宫楼上的一间小厅。
委员会的**是瑞典工程院院士拉尔斯·埃克隆德，六十八岁，一个脸色红润、说话慢条斯理的老人，曾经主持过斯堪的纳维亚两起重大桥梁事故的调查，在业界以不留情面著称。其余六位委员分别来自日本、德国、印度、巴西、肯尼亚和美国，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块名牌、一杯水和一份厚厚的卷宗。他们每天听取十二位证人的陈述，每个证人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在事故发生之前，你知道什么，你说了什么，你没有说什么。
第一天上午被叫上证人席的是艾琳·瓦斯克斯。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成一个很紧的髻，手里没有拿稿子。
"为什么在二〇四二年七月批准快钎工艺？"埃克隆德问。
"因为进度落后了三十一天。因为每一天的拖延，意味着多一天暴露在下一场风暴里。因为田中博士在电话里说，他觉得可以，在某个范围内。"
"您问过他这个范围在哪里吗？"
她停了很久。"没有。我当时以为那是一个工程师说话的习惯。"
第二天下午轮到刘建华。他穿着一件借来的深蓝色西装，袖口短了一截，露出一小段被焊花烫出斑点的手腕，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第一次走进课堂的老学生。
"您在快钎样品上听到了什么？"
"一点点飘。"
"您向谁报告了？"
"田博士。"
"您是怎么说的？"
他想了想。"我说，不是坏，是不太踏实。"他又补了一句，"我不会说话。我要是会说，我会说得更清楚。"
会场里有人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埃克隆德把面前的卷宗合上，看了他一会儿，说："谢谢您，刘师傅。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三天上午是田中航。他走到证人席前没有坐，而是先对着委员们和旁听席深深鞠了一躬，那一躬很长，弯下去之后停了几秒才缓缓直起来。埃克隆德示意他坐，他摇摇头："我想站着。"他先陈述了快钎工艺的来龙去脉，然后说："我必须告诉委员会一件事。在批准的前一晚，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它问我，二十次和二百次之间会发生什么。我没有回答它。我对自己说，那是一个可以被时间解决的问题。但是时间没有给我回答的机会。"
"您认为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
田中沉默了很久。他的目光越过委员们，落在听证室最后一排。那里坐着一个瘦小的、穿着蓝色棉衣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孩子抱着一只掉了毛的兔子。那是苏明的妻子，她四月初才跟着家属团从天津来到日内瓦，今天特意来旁听。田中看着她，一字一字地说：
"是我。不是某一个流程，不是某一份报告。是我，在知道自己不确定的时候，选择了批准。"
他说完没有再说一个字，站在那里，像一块立在水里的石头。
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埃克隆德宣读了委员会的初步结论，用了二十分钟。结论里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列出五条原因：快钎工艺的验证不充分；进度压力干扰了工程判断；缺乏对接头热疲劳的在线监测；保护系统设计假定失超是孤立事件，没有考虑互感级联；以及最后一条，没有一个机制让任何一个一线工人在任何时刻无需理由地叫停作业。他读完这五条，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满厅的人。
"各位，我调查过很多事故，大多数事故的原因是技术的。可是这一次，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沉默。不是某一个人的沉默，是整个系统里每一个人，都以为别人会说话。"
那天傍晚听证会结束，田中航一个人走出万国宫，站在台阶上看着日内瓦湖。湖面上有一对天鹅缓缓划过，在水面上拖出两道细细的涟漪。他身后传来脚步声，是苏明的妻子，她抱着孩子，没有走近，只是站在三步远的地方。孩子忽然抬起头，用很清楚的声音说：
"叔叔，你为什么哭了？"
田中摸了摸脸，才发现自己满脸是泪。他蹲下身看着这个小小的孩子："因为叔叔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爸爸的事。"
孩子想了想，从怀里掏出那只掉了毛的兔子，递到他手里。
"那你抱着它，抱着就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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