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条是古兰从几百页的意见里一条一条提炼出来的，用了一个通宵，加上往返舱里的一天半。
她把它们写在一张折成四折的纸上，字迹工整，每一条前面都画了一个小小的圆点，第一条：任何一位工人有权拒绝执行他认为不安全的任务，不需要给出理由，不会被扣薪调岗或解约。 第二条：每一个作业班组必须配备一名由工人自己推选的安全代表，该代表有权随时叫停本班组作业。 第三条：所有的辐射剂量数据实时向本人及工人代表公开，不得由承包商单方面解读。 第四条：在失超风险较高的工况下，作业人员与潜在失超点之间必须保持不少于一千二百公里的距离，该数字按碎片通量、能谱、遮蔽和储能条件定期复核，该条文不得以进度为由豁免。 第五条关于抚恤金：所有因工死亡的人员抚恤金标准统一，不因国籍岗位合同类型而异，且不得低于一百五十万美元，并包含终身医疗与子女教育保障。 第六条关于家属：遇难者家属有权在任何时候访问工地的纪念设施，有权获得由磁盾署出资的心理援助。 第七条到第十二条涉及轮休通信医疗申诉渠道和独立调查委员会，还有一条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小字：本文件的任何条款不得被理解为对工程目标的反对，我们要的不是停下来，而是换一个方式走下去。
三月二十四日，古兰带着这张纸坐上了从 L1 飞往日内瓦的往返舱。联席主任会议把她安排在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会议室里坐着五位联席主任和七位董事。她穿着从行李箱底翻出来的唯一一件深蓝色西装，袖口有点短，露出一截长年劳作留下细小伤痕的手腕。她走进去，在长桌尽头坐下，没有看任何人，只把那张折了四折的纸慢慢展开放在桌面上，用带着浓重旁遮普口音的英语说，我是 L1 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古兰，今天来是想把我们的十二条念给各位听。
她一条一条地念，每念一条就停一停，像是给每个字留出落地的时间。念到第四条，田中航的手轻轻抖了一下；念到第五条，埃里克森低下了头；念到最后一条，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日内瓦湖面上几只天鹅发出一声很远、很长的鸣叫。
一位来自美国的董事，语气客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凉意，说这十二条里有几条在财务上是不可行的。比如统一一百五十万美元，意味着三千个岗位的保险都要按这个标准重新核算，至少要追加三亿美元的预算。另一位董事说，一千二百公里的安全距离，几乎意味着所有高风险作业都要由机器人完成，进度至少延迟十周。她说，我知道。又说了一遍，我知道。他们问，那您为什么仍然提出。她没有立刻回答，说，先生，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三月九日，您的公司向三十一个家庭发出了三十一份通知，您有没有读过其中一份。那位董事的脸微微红了，说我读过摘要。她说，我读过全部。我读了三十一遍，每一遍都在想，如果躺在那里的人是我，我女儿收到的这封信会是什么感觉。
她停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圆桌旁的每一张脸。我今年四十三岁，我女儿十一岁，我丈夫一年多前在一次电力事故里去世，那时也有一封信，那封信也写着一个数字，我女儿把它撕了，一个字也不愿意看。会议室里没有人动。她说，我不是来威胁各位的，我们没有说要停工。我们只是想问，在这座大桥的两头，一头是三千个每天冒着命往前拧螺丝的人，一头是几个坐在这里对着数字做决定的人，我们能不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沈知微一直没有说话。她坐在长桌的另一端，静静地看着这个手腕被辐射晒黑的、穿着短袖西装的女人，想起避难舱里那十一个小时，一个女人用一块防护毯和一卷胶带把裂缝封住，一个字一个字把氧气消耗的数字念给五个人听。她缓缓开口：古兰女士，您的十二条我读了两遍，我同意其中十一条。第十二条，我想补一句话。她一字一字地念了出来：本文件的任何条款不得被理解为对工程目标的反对。我想补充，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不只是你们的。
古兰的眼眶忽然红了，低下头，用手背使劲抹了一下眼睛，轻轻说了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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