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里到澄水的班车一天三趟，他坐的是下午两点那趟。车上人不多。他把牛皮纸信封放在膝盖上，一只手按着。窗外是成片的玉米地，叶子已经开始发黄。玉米叶被太阳晒得卷了边。有些地块已经收了，茬子露在外面。
车过一个镇子，上来几个拎着东西的人。他们把东西放在过道上，人挤在座位上。手机响了一下，是纪云舒。他把手机从支架上拿下来。
那篇文章我看了。我看了两遍。
你要回什么吗。不回。我要换一种方式回。
哪一种。让我爸自己说。
纪云舒在那头停了两秒。电话里有纸页翻动的声音。程砚听见她那边翻纸的声音。需要我做什么。她把本子翻开。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那份勘察报告，签署栏上有三个名字。我要这三个人的单位、职务，还有他们现在在哪儿。”
给我两天。她说得很快，像是先应下来再说。好。
下午四点，程砚到了澄水。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坐着三个人，正在剥花生。看见他，三个人的手都停了一下。花生壳在他们手里攥着。花生壳落在脚边，堆了一小堆。程砚叫了声叔、叫了声婶，走过去。他把信封往怀里收了收。
他点了一下头。背后有说话声，压得很低，听不清。走到拐弯的地方，声音才断。院子里，母亲正在收衣服。绳子在阳光下绷得笔直。回来了。嗯。
母亲把一件衬衫从绳上取下来，抖了一下，叠好放在臂弯里。这两天，村里有人问我。问什么。
“问你爸的事，问报纸上的事。我不识几个字，我就说不知道。”
她把衣服从绳上取下来。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把臂弯里的衣服换了个位置。你爸在屋里。
她把绳上的夹子收进口袋。程砚推门进去。门轴响了一声。程建国坐在桌边，桌上一把螺丝刀、一个拆开的收音机。他没在修，就那么坐着。收音机的后盖靠在桌角，喇叭朝上。爸。坐。
程砚在对面的凳子上坐下。他把凳子往桌边拉了拉。凳子面是凉的。凳子腿在砖地上磨了一下。他把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抽出那三张照片，一张一张摆开。他把三张的距离留得一样宽。程建国没有立刻拿。
他先看了一会儿，才伸出两根手指，把第一张拈起来。照片是黑白的，纸面有点发灰。他看了很久。他把照片举到窗边，对着光看。他把照片翻了个面。窗外是下午的天，光偏黄。
这是九七年七月的。他把照片往窗前送了送。
你怎么知道。这个表格的版式，九七年才换。前面那个版本的下划线是连着的，这一版是断的。
程砚把这句话在纸上记了下来。中间那个字是他。
他把照片往自己这边靠了靠。他把照片往自己这边带了带。是。这一笔往右撇。
他把照片举高了些。他把照片举高了些。程建国把照片翻过来，又翻回去，“撇得太长，写不满格。”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离照片很近。他把第一张摆正了，才拿起第二张。工地的夜景，只有半张。另外半张是被撕掉的，边缘不齐。
这个是哪一年的。看不出来。
他把两张照片并排放。
零几年的。你看那台桩机，液压的。九六年那台还是锤击的。
程砚把这两句都记了。第三张他没有看很久。他只看了两三秒。一个背影，站在桩机旁边。这是谁。
他把第三张照片捏起来。他把第三张照片拈起来。应该是他。
他把照片反过来看。他把照片的背面翻过来。程建国把三张照片并排放回去，边对成一条线。
你回来，不只是给我看照片。
他把三张照片往中间收了收。他把三张照片收拢。嗯。
他把来意说了。报纸上的稿子闹了几天，陆家的反手已经出来了。有一篇文章，说他是唯一被追究的技术负责人。这三张照片加上邹明手上的材料，能把事情的完整样子摆出来。但这篇稿子，得有人署名。
不能是邹明，也不能是他。得是程建国自己。屋里很静。桌上那杯水的热气还没散。外面有鸡叫了一声。收音机的后盖搁在桌角，里面露着一小块电路板。板子上落了一点灰，是圆的。程建国看了他一会儿。那几秒里，他没有说话。
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
他把本子往桌中央推了推，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他把本子放在桌上。
“我一署名，就不是别人在说我。是我自己在说，我签过字。”
对。
“那你知不知道，我一开口，就等于把那五年再走一遍。”
他把手放在桌沿上。知道。
“‘我不是冤枉的’，这句话我要是自己说出去，别人怎么看我？”
程砚没有马上答。
“爸。我想说的不是你冤不冤。我想说的是你把桩补进图里那件事。”
他把笔停下来。这句话他说得很慢。程建国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那把螺丝刀就在他手边。
那件事，你说过没人会看那一页。现在有人看了。你得自己说一遍，那是什么。
屋里安静了很久。台上的钟走了一格。母亲端着两杯水进来，放在桌上，又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杯子是玻璃的，水里有小气泡。说完了吗。还没有。
母亲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
“你当年要是肯说，我也不用撕那一页。”
程建国的肩膀动了一下。他抬眼看了看母亲。今天说到这儿。喝水。妈。
“我不劝你。你爸回来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就是把水放这儿。”
她出去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道缝。程砚把本子和笔从包里拿出来，摊在桌上。本子的边角磕了一下桌面。本子是新的，前面还是空白的。
爸，我来记。程建国看着本子看了几秒。然后他把杯子推到一边。推的时候，杯底在桌上响了一下。你写。
他讲得很慢。中间停下来两次喝水。从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号那天早上讲起，讲两个电话，讲他为什么要把弟弟带上，讲工地上那二十七根桩，讲他怎么算出承台要多花三十来万，讲那笔备用金。
程砚低头记，笔尖在纸上一行一行往下走。他写得很快，字有些斜。有几处他写得很快，写完又回头补。补的时候他把本子往怀里带了带。
“那三十来万，我先垫了一半。垫到后来不够，我从设计院的备用金里挪了八万。”
程砚抬起头。他把笔从嘴上拿下来。挪的时候你想过吗。想过。想过什么。
想过这八万要是被人查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程砚的笔尖停在纸上。讲到一半，父亲停下来。
这里你等一下。怎么了。
有一句我要拿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程砚抬头。哪一句。
你刚才写的，你写的是‘我是被逼的’。这不是你的原话吗。
是我的原话。可这一句不能写。
为什么。程建国看着他。因为不全是。
桌上那三张照片静静地摆着，最右边那张的背面朝上，虚线框对着屋顶的灯。程砚没有说话。他把笔盖扣上，又打开。母亲把门带上了一点。她站在门外，影子落在门槛上。他把本子上那一行划掉，重写了一行。
写完他把本子转过去，让父亲看。他把本子推过去。程建国看了两遍，点了点头。行。那你签字。
他把笔杆递过去。他把笔帽拔掉。程砚把本子推过去，递上笔。他把笔杆递到父亲手边。他把笔帽拔下来。程建国接过笔，在最后一页的下面写下三个字。笔在他手里，握得比程砚想的稳。字写得很大，横平，竖直。
写完他把笔放下，看着那三个字看了两秒。他把笔帽扣上，扣得很正。这个字，我三十年没签了。
程砚把本子拿回来，合上。他把本子贴在胸口。他把本子按在胸口的位置。本子在他手里合上了。他把本子握在手里，没有马上装进包。
爸，还有一件事。你说。
第三页上那条注，你还记不记得是怎么写的。
程建国想了想。他把收音机往前推了一点。本层桩基已施工，承台按实配筋。为什么写这一条。
“因为桩是他们打的，配筋是我改的。两件事得分开记。谁做了哪一半，得让人看得清。”
窗外天已经暗了。屋里的光暗了一档。院子里的灯亮了一盏。母亲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吃饭。声音从堂屋那边过来，很清楚。程砚把本子收进包里，又把三张照片放回信封。
这个我带走。他把信封折了一下。带走。别丢了。
程砚站起来，走到门口。父亲还坐在桌边，手放在那台没修完的收音机上，一动没动。程砚出了院子，在村口的路灯下站住。他把书包带往肩上提了提。村里的狗叫了两声，停了。他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就着灯光看那三个字。
路灯的光晃了一下。横平。竖直。一笔一划。他拿出手机，把这一页拍下来，发给邹明。我爸的稿子，明天给你。
发完他想了一下，把那五个字写上去，看了一遍才发。字是他自己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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