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回到出租屋，程砚把二叔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本子上。他写得比平时快，字有点连。写的时候他不住地停。有些话要原样记，一个字都不能差。记完他数了数，一共十七条。十七条。一个电话，装下了十七件事。
最后一条他写得最慢：他不识字，可他知道那一页上头有东西。这一条他写完，往回看了两遍。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坐着没动。窗外有人在楼下打电话，声音很远。楼下的声音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了。夜已经很深了。
他给林晚发了条消息，只有一句：我二叔今天打电话给我了。她隔了十几分钟才回。他盯着屏幕等了十几分钟。屏幕暗下去，又被按亮。
说了什么。程砚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四个字：见面说。
好。她回，“明天早上七点，老地方。老地方”三个字，他一看就知道是哪儿。
第二天早上，事情变了。八点四十，周桐冲进宿舍，手机举到他脸前。他跑得有点喘。门口的拖鞋都穿反了。你看这个。
是一篇自媒体文章，标题七个字：《一个签字人的儿子》。文章写得很有章法。章法越顺，他看得越慢。前面一段说澄水旧改案当年如何震动全城，中间一段说程建国是“唯一被追究的技术负责人”，后面一段话锋一转，问了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的力气，全在“唯一”两个字上。既然签了字的是他，为什么今天被写成受害者的，还是他。把两件事摆成对立，剩下的，自然有人会信。文章里没有提程砚的名字，只写了“程某某之子，本市某高校在读学生”。
不写真名，不是客气。是让这把刀不长眼睛。可谁都知道写的是谁。匿了名，反而比写真名更黏人。程砚从头看到尾，一句话没说。他把这篇文章又读了一遍。第二遍，他看的是作者留没留下什么。破绽在第一段。
写文章的人说得很清楚——程建国是“唯一被追究的技术负责人”。可一九九六年那个项目上，有三个人的名字上过文件。三个人。文章里只写了一个。第三个人的名字，这篇文章里一个字没提。不提，比提了还清楚。
宿舍里另外三个人今天的表情，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个低头看手机，装作没注意。一个去阳台收衣服，收得很慢。同一排晾着的衣服，他收了两遍。还有一个跟平时一样，把早饭摊在他桌上，说了一句“包子还热着”。
这句话他是当着一宿舍的人说的。说得不高，也不低。程砚谢了一声，咬了一口。周桐还站在他桌边。这谁写的。不知道。是不是陆家。
不用问是谁写的。程砚把手机还给他，看这个就行。
他把手机递回去的时候，屏幕还亮着。上午第二节课，辅导员又来找他。这回不是楼道，是办公室，门关了两次。
程砚。辅导员把手机屏幕转过来，校长信箱昨天下午收到三封信。校长信箱。他没想到这两个字会跟自己有关系。程砚把手上的书合上了。
内容一样吗。三封不一样，说得是一件事。
三封不一样，那就不是一时的手笔。辅导员把手机放下。
“我不是来劝你的。我是来问一句，你接下去还要做什么。”
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办公室里很静。程砚抬起头。这是他这一周里，第一次有人这么问他。
我还要查。四个字，他没有绕。
查什么。查那些纸上还有谁的名字。
他要的不是辩白。他要的是原件上的名字。辅导员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
“行。那你把课上好。别的我不管，成绩掉下来我找你。”
这句是狠话，也是台阶。他听出来了。中午，程砚给邹明打了电话。看到了。我看了。你不生气。
生气两个字，他从昨晚挂电话之后就没提过。
“生气有什么用。这种文章我三十年前就见过。它的意思不是讲道理，是让讲道理的人先闭嘴。”
让讲道理的人先闭嘴。一句话，把那篇文章的里子翻了过来。那我该做什么。
“别回。你回一句，他能赚三句。你先等着。”
他把“回”这个字的劲，按住了。等什么。
等一个他们拦不住的东西。什么东西能拦不住，他暂时还不知道。可他记住了这句话。报社那边怎么样。
“主编今天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问我材料哪来的，第二次让我把稿子里‘已施工区’那三个字删掉。”
第一次问来源，第二次要动字。两次，都是信号。删了吗。
“没删。我说删了我就不写了，他们就没敢动。”
谁要删这几个字，谁就最怕这几个字。下午三点多，邹明又打回来一次。石门桥的活儿停了。
程砚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市里下的通知，说项目在核查期间暂停施工。河边上那堆土，今天下午就有人去拉网盖了。”
那堆土。他在那儿站过，也在那儿拍过照。程砚握着手机，站在窗边。是那个报道起的作用吗。
一半。另一半是雷振在里面开口了。他只说一半。邹明说话，从来不把话说满。
他开了口。球场那边传来打羽毛球的声音，一声远一声近。
“今天上午第二次开庭。他改口了。他说签字的那个程建军，是有人介绍给他的。”
程建军。这个名字，第一次从外人的嘴里出来。谁介绍的。
他没说名字。可他说了一句，那个人当时是甲方的人，姓周。
姓周。他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一下。窗外的树上落着一只麻雀，扑腾了一下飞走了。程砚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邹老师。嗯。
那批照片，你信吗。这个问题，他昨晚想了一夜。邹明停了两秒。
“我信。可我拿不到。你二叔那种人，一辈子就防备一件事——让人抓住把柄。”
拿不到。这两个字的信息量，比信不信大得多。那怎么办。
等，或者找。这两件事你都别急。
他嘴上应了。心里已经在“找”那一头了。晚上程砚回出租屋。走到楼下，门卫老头从窗口探出头。
小程，有你的东西。门卫室的灯是黄的。窗台上落着一层灰。
什么东西。一个信封。老头从抽屉里拿出来，今天下午有人放这儿的。
牛皮纸信封，很普通，邮局里五毛钱一个的那种。这种信封，谁都能买到。上面什么都没写。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连收件人也没有。没有名字的信封，比写了名字的更重。程砚站在门卫室门口，把信封捏了捏。
硬，薄，几片——他先猜的是照片。里面有东西，硬的，薄薄的几片。他没有在路上拆。上楼的那段楼梯，他走得比平时快。上楼，关门，开灯，坐在床沿上。他把信封口撕开。撕得很齐。他不想弄坏里面的东西。里面是三张照片。
三张。他在手里过了一下，才放到床上摊开。黑白的。第一张是一份文件。拍照的人是站在桌子前面拍的，镜头压得很低。纸面有点歪，能看出拍照的人已经把相机举得尽可能平了。画面里的字有些糊，但签字那一栏很清楚。
三个字，歪歪扭扭，横不平，竖也不直。就是这种字。三叔说的那种字。中间那个字他认得——军。那一撇往右，撇得很长。那三个字下面，铅笔画了一道很浅的线。那道线画得很轻，像是怕划破纸。线上面，才是名字的位置。
第二张是一个工地的夜景。像素很粗。手机屏上放大，全是噪点。只有半张。灯很低，拍出来的地方一片黑，亮着的那半张里有一台桩机、两个人影、一堆码得不太整齐的钢筋。第三张只有一个人。
背影，站在桩机旁边，穿一件很厚的外套，手插在口袋里。拍照片的人，没打算让自己被认出来。看不清脸。程砚把三张照片摊在床上，从左到右摆整齐。他坐了一会儿，才伸手去翻第一张。然后他把第一张翻过来。
背面用铅笔画了一个东西。一个方框。方框是用铅笔画在相纸背面的。边框是虚的，一小段一小段，画得不太规则，像是用尺子不太好压住的一只手，一笔一笔描出来的。描名字描惯了的人，描个框也是这个手劲。
程砚看着那个框，看了很久。他把照片重新叠好，放回信封，塞进枕头底下。这个地方，是他这间屋子里最里面的地方。然后他关了灯。黑暗里他睁着眼睛，把那道框在心里又描了一遍。他描得很慢。描着描着，窗外的天亮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操场看台的最上一排。他把被写文章的事从头说了一遍。林晚听完，问了一句：“你难受的是他们说你，还是他们说你爸。”这个问题，周桐问不出来，辅导员问不出来。程砚愣了一下。
都有。后面那个更重。更重两个字，他说得很轻。
林晚点点头。她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
“那就让你爸自己说。不是你替他讲，是把他愿意讲的整理成他的话，署他的名，发给邹明。”
这个办法他没想到。他一直在想自己怎么讲。他肯吗。
你去问。他昨天坐在客厅里，电视都没开。这个细节，是她先留意到的。
你今天要回去吗。回。下午就走。
她把书包背带往上提了提。
那你把那三张照片拍下来，发我一份。
她说得很快。这件事她已经在替他想了。做什么用。
留着。一个人拿着，和两个人拿着，不一样。
这句话他记住了。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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