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寒书院在贞观二十八年春天正式挂牌。
书院选址在常乐坊济世堂隔壁一座闲置已久的旧宅，三进院落，前院有棵老槐树，树荫能遮住大半个院子；中院最宽敞，改成了讲堂，能容下四十张矮桌；后院有几间厢房，用作藏书室和先生的休息室。宅子原是秦叔宝的别业，秦叔宝伏法后充公闲置，苏清寒以护国女史的身份上书请求将此宅拨给书院使用，太宗皇帝御笔一挥便批了。
书院不收束脩，不收书费，还管一顿午饭。唯一的条件是——入学者必须是女子，无论年龄，无论出身，只要能坚持每日到堂听讲，便可入学。消息传出后，长安城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苏女史办的好事，积德行善；也有人说女子读书无用，不过是附庸风雅。苏清寒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专心致志地布置书院。她将济世堂的盈余拨出一半作为书院的开办费，另一半留作药堂的药材储备。书院里每张矮桌都是她亲自去木器铺子挑选的——料子不用金丝楠、紫檀，结实就好；桌腿高了矮了都不合适，她找了好几个铺子才挑到一批高度适中的旧货。笔墨纸砚也是她自己跑西市文房铺选的，老板认出她是护国女史兼济世堂堂主，硬要按进价卖，她没答应，按市价付了款，只让老板在砚台背面统一刻了四个字——“清寒书院”。
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只有十一个。她们中有济世堂的穷苦女病人，有街头卖花的小女孩，有寡妇带着女儿一起来，还有两个是青阳门女弟子的俗家亲戚。年龄最大的三十九岁，是常乐坊浆洗铺的老板娘，她说自己一辈子没认过字，账本全是靠画圈记账，连丈夫留下的借据都看不懂，被人赖了不知多少回账。最小的只有八岁，是街头卖馄饨的小摊贩的女儿，她爹听人说书院管一顿午饭，便把孩子送来了。
苏清寒亲自给她们上了第一课。她没有教四书五经，而是教她们写自己的名字。她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姓”字，告诉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和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才能告诉别人你是谁。她让每个学生轮流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名字一笔一画写在她们每个人的习字本首页，手把手教她们握笔、蘸墨、落笔。三十九岁的浆洗铺老板娘握笔的手一直在抖，因为她这辈子头一次握住一支毛笔。
书院开学一个月后，学生从十一个增加到了三十七个。两个月后，常乐坊的街坊们自发把旧宅隔壁的空地平整出来，搭了一座凉棚作为书院的第二讲堂。三个月后，济世堂的几位女大夫主动提出每旬轮流去书院教一堂医理课，教学生们认识常见草药、应对时疫的基本法子。
苏清寒站在书院的槐树下，看着满院子或低头习字或朗朗诵读的女子们，忽然想起了多年前在青阳山藏书阁里的自己。那时她也是个刚刚识字的女孩，师父给了她一本《诗经》，她便坐在松林间的石头上，对着山风大声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些字句让她认识了一个比青阳山更大的世界。如今她把这个更大的世界，递给了面前这些女子。
“她们中也许不会出什么才女、诗人、女官。”她对晚上来接她回家的卢凌风说，“但至少以后抓药时认得方子上的字，签契约时看得懂条款，孩子问‘娘这个字念什么’的时候不用窘迫地岔开话头。这就够了。”
卢凌风帮她把书院的门板一一上好，回头看着槐树下的匾额——“清寒书院”四个字是她父亲苏定方的笔迹，老人在病榻上题写的最后一幅字。他说这四个字写得不好，手抖了，横平竖直都不稳。苏清寒摇头说够了。
“我父亲的最后一幅字挂在这里，每天看着这么多女子识字读书，他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他说过——教书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事。”苏清寒将门锁好，与卢凌风并肩走回不远处的家。月光洒在常乐坊的石板路上，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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