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清弦，在城南老巷的茶楼弹琵琶。可我本该在更大的地方弹的——比如北京的音乐厅，比如上海的录音棚。八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年我十五岁，刚拿了省里青少年琵琶比赛的金奖。颁奖那天晚上，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在后台等我，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星海演艺经纪公司”。他说：“小姑娘，你这手艺，留在小县城可惜了。跟我去北京，我给你安排演出、录音，三年之内保你上电视。”
我爸妈犹豫了。他拿出一份合同，说可以先签意向书，不用交钱，到了北京包吃包住。我爸看了看，觉得没什么陷阱，就点了头。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演艺公司。那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同住的还有七个女孩，有的弹古筝，有的拉二胡。穿黑夹克的男人叫坤哥，他收走我们的身份证和手机，说这是“公司统一保管”。第二天他扔给我们一人一件亮片裙子，说：“今晚有个商会晚宴，你们去弹几首曲子，弹完了就有演出费。”
我们被带到一个酒店的宴会厅，台上放着几把椅子，台下的男人端着酒杯，眼睛不在乐器上。我弹《春江花月夜》的时候，一个挺着肚子的光头走到台前，往我脚边放了一沓钱，说：“小妹儿，一会儿跟叔叔去喝一杯，这钱就是你的。”
我把脚缩回来，钱散了一地。坤哥在后台扇了我一巴掌：“你清高什么？你以为你谁？你签的合同白纸黑字，违约金三十万，你还得起吗？”
我想给我爸打电话，坤哥把手机摔在我面前：“打啊，告诉你爸你欠我三十万，看他拿什么还。”
我没打。
后来我试过跑。一次是凌晨两点，我翻窗出去，光着脚跑了三条街，被坤哥的车追回来，关在厕所里一整夜。一次是在演出的酒店，我偷偷跟一个服务员说帮我报警，服务员看了我一眼，走开了。警察后来是来了，坤哥把合同拍在桌上，说我是他公司的签约艺人，只是“闹了点脾气”。警察看了看我，问我是不是自愿签的合同，我点了点头——我的身份证在坤哥手里，我连自己全名都不敢说错。
再后来我就不跑了。同屋的姐妹们说，跑不掉的，合同上的违约金是个无底洞，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们也能找到你。等你还够了钱，自然就放你走了。
我等了三年。三年里我弹了三百多场“商演”，没有一场是在正经音乐厅。三年后坤哥说我“表现好”，提前放我走。我拿回身份证那天，坐在火车站哭了两个小时，然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票，到了现在这座城。
城南老巷的茶楼老板娘收留了我。她说你就在这儿弹吧，一天八十块，包一顿午饭。我说好。
那天我在台上弹《十面埋伏》，弹到轮指那段，我想起十五岁的自己站在省里的比赛台上，灯光打在我脸上，台下的评委在点头。我想起我妈在后台等我，手里拎着我最爱吃的糖炒栗子，说“我家清清最棒了”。
那天的《十面埋伏》我弹错了三个音，老板娘没听出来，老头儿们也没听出来。
只有一个人听出来了。
他穿深灰衬衫，坐在最角落，一曲终了，往盘子里放了一张红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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