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金榜题名动四邻，谁知及第更清贫。
米缸见底秋先到，屋顶穿天雨自频。
三载空名虚度日，一肩瘦骨独承辛。
慈亲不怨儿无禄，只道粗茶味最真。
韩翊回乡那年暮春，母亲只说了两个字：“瘦了。”
就这两个字，比长安所有的诗文赞美都重。
夜深了。韩翊在灯下给柳氏写信，写到“母亲说——瘦了”，笔尖停住。墨汁凝成一滴将落未落的墨珠。他忽然觉得，自己写过的所有诗，都不如这两个字动人。
窗外月色清冷，母亲还在灶房洗碗。哗啦的水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韩翊在清池县待了一年多。
进士及第的喜报贴上门那天，整个县都轰动了。红纸黑字，贴在歪斜的柴门上，格外刺眼。
县太爷坐着轿子来了。敲锣打鼓，还送了一块匾额——“进士及第”四个金字，把灰扑扑的堂屋映得发亮。
乡绅们提着礼物登门。送米的，送布的，送猪腿的，送瓷瓶的。他们拉着母亲的手，一口一个“老嫂子辛苦啦”。
连几十年不来往的远亲都冒了出来，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一茬一茬的。
那时候韩翊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可日子没有按他想的方向走。
进士及第，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吏部铨选，一等就是两三年。这两三年里，没有一文钱俸禄。
韩翊有什么？一个年迈的母亲，一座漏雨的旧宅子，一双除了写诗什么都不会的手。
诗写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李生赠的三十万钱，韩翊省着花，可钱还是像水进了沙地，不知不觉就渗没了。
母亲生病要抓药，欠了药铺一大笔。
冬天要添棉衣，母亲的旧棉袄硬得像石头。
屋顶漏了要请人修，瓦匠的工钱一日一结。
村里红白喜事要随份子，随少了不好看，毕竟已经有了进士的身份。
这些细小的窘迫像蚂蚁一样，一只一只爬上来，咬得他浑身不自在。
到天宝十二年秋天，韩翊发现——他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快吃不起了。
这一年的秋雨来得格外早，也格外猛。
连着下了十几天，一天没停过。天空铅灰色，沉甸甸地压下来，像一块巨大的铁板悬在头顶。
韩翊家的院子积满了水，变成了一汪泥潭。雨水从门槛底下漫进堂屋，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拿扫帚往外赶水。
更糟的是屋顶。已经修缮过了，还是没能挡住狂风暴雨，想来泥水匠偷工减料，成了豆腐渣工程了。
堂屋漏了两处，母亲住的东厢房漏了三处，有一处正对着床。母亲用油布搭在床顶，睡觉时能听见雨点打在油布上，噼噼啪啪的。
母亲翻出几个破瓦盆接水。雨水滴答滴答落进去，从早响到晚。
滴答，滴答，滴答。
像时间本身，一下一下数着韩家的窘迫。
那天傍晚，韩翊去灶房做饭。
他揭开米缸盖子——心里凉了半截。
缸底只剩薄薄一层米，铺不满缸底，连半斗都不到。米粒瘦小干瘪，颜色发黄。
他站在米缸前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翻遍所有衣箱钱袋。枕头底下、褥子底下、衣柜夹层、书箱底部，连墙缝都伸手掏了掏。
铜板、碎银子、旧铜钱，全拢在一起，仔仔细细数了三遍。
八十八文。
第二天一早，他去米铺。老板娘看了一眼柜台上的钱，嘴角往下撇了撇，舀了半斗糙米倒进布袋。
那糙米颜色发黄，混着谷壳和沙粒，是最低等的货色。
老板娘多抓了两把碎米塞进去，说：“读书人也不容易。”
眼神里带着复杂的怜悯——中了进士的人，怎么还这么穷？
韩翊拎着半斗糙米往回走。雨还在下。
他撑着破伞，伞面上有个洞，雨水顺着洞口滴在肩膀上，凉丝丝的，像一只冰凉的手指一下一下戳着他。
布鞋早湿透了。走一步“噗嗤”一声，鞋底糊了厚厚一层泥。
他低着头，忽然想起李生赠他的那枚铜钱——还贴着他的心口，磨得字迹都模糊了。
他又想起李生在长安东门外说的那句话：“好好地过日子。”
这算不算“好好地过日子”？
他答不上来。
母亲淘了五遍水，那糙米还是不干净。
洗米水黄褐色的，谷壳浮在水面怎么都撇不干净，沙粒沉在盆底硌手。
吃饭的时候，糙米在嘴里咯吱咯吱响——那是牙齿碾碎沙粒的声音。寡淡无味，粗糙干涩，吃到喉咙里像吞锯末。
母亲却吃得极香。
她端着那只豁口的粗瓷碗，低着头，呼噜呼噜扒拉着，一口接一口，吃得又快又急。腮帮子一鼓一鼓，好像在吃这辈子最好的东西。
她连掉在桌上的几粒米都拈起来放进嘴里，一粒都不肯浪费。
韩翊坐在母亲对面，手里端着碗，怎么也吃不下。
他看着她花白的头发——不是一根一根的白，是一缕一缕的，白得像落了霜的枯草。
看着她脸上的皱纹——刀刻一样，密密麻麻织满了整张脸。
看着她的手指——粗短干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指关节粗大变形，像老树的枯根。
她今年才五十出头，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的人。
丈夫死得早，她一个人拉扯孩子。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从不争也不吵。把自己从一个年轻媳妇熬成这副模样——腰弯了，腿瘸了，眼睛花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
为的不过是让他能读书、能考功名、能在人前抬起头来。
现在他考上了进士。
可母亲的碗里，依然只有一碗掺着沙子的糙米饭。
韩翊忽然觉得，自己读过的圣贤书、写过的锦绣文章，在这一刻全都没了意义。
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诗不能让母亲的碗里多一块肉。
不能让漏雨的屋顶修好。
不能让母亲穿上新棉袄。
他苦读十年，金榜题名，到头来连一顿像样的饭都端不到母亲面前。
这算什么孝？
这算什么功名？
他想哭，又不敢哭。怕母亲看见，怕母亲担心。
于是他低下头，把脸埋进碗里，大口扒着那碗咯吱作响的糙米饭，嚼也不嚼就往下咽。糙米又硬又干，像一把沙子堵在喉咙里，火辣辣地疼。
疼得他眼泪差点掉下来。
窗外，雨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意思。
堂屋里，接雨的盆子还在滴答作响。东边那口声音清脆，像木鱼；西边那口声音沉闷，像鼓声。高高低低织成一张网，把整个屋子罩在里面。
韩翊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秋天，他替长安城某个大官写过一首应制诗。夸那人“德被苍生，功盖天下”，写得花团锦簇，满纸都是“太平”“盛世”之类的字眼。
那位贵人大为赞赏，赏了他一锭银子，足足五两。
那首诗里有一句：“四海无饥馑，万家乐丰年。”
写得真好。真漂亮。真像那么回事。
现在想起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自己脸上。
用他自己的笔，写他自己的字，打他自己的脸。
雨声渐密。
韩翊放下碗筷，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冷风裹着雨丝扑面而来。
院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铺天盖地的雨声。
母亲在身后说：“翊儿，你吃你的，别管那些。”
韩翊回过头，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来。
母亲已经低下头，继续扒她碗里的糙米饭了。那只豁了口的粗瓷碗在她手里稳稳当当的，像捧着一件宝贝。
韩翊走回桌边，坐下来，端起碗，一口一口把剩下的糙米饭吃完了。
这一次他没有嚼，直接咽了下去。
沙粒划过喉咙的感觉，已经不觉得疼了。
人就是这样，再大的苦，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韩翊怕的不是穷——他怕的是有一天他会习惯这种穷。
习惯母亲的碗里永远只有糙米饭。
习惯屋顶永远在漏雨。
习惯冬天的早晨永远缩在被子里发抖。
然后对自己说：就这样吧，这日子也不是不能过。
就这样过一辈子吧。
想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寒颤。
不是冷。
是怕。
雨越下越大。
突然“咔嚓”一声——屋顶又塌了一块。瓦片碎落，雨水哗地灌进来，正砸在接雨的瓦盆上，溅了满地。
母亲站起来，又要去拿盆。韩翊按住她的手：“我去。”
他从灶房找来一个破陶罐，放在漏处下方。雨水砸在罐底，声音沉闷又急促，像战鼓。
他抬头看着那道裂缝——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淌，梁木已经发黑腐朽，随时可能断。
这房子，快撑不住了。
就像他一样。
第二天一早，雨终于小了些。
韩翊出门去找活干。他听说县城码头在招搬运工，管一顿饭，还给五文钱。
他走到码头，看见十几个赤膊的汉子在扛麻袋。监工的是一个胖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青衫长袍，文弱书生。
“你？”
“我能干。”
胖老头嗤笑一声：“就你？扛得动八十斤的麻袋？别把腰折了。去去去，别挡道。”
韩翊站在雨里，被噎得说不出话。
他又去找了几家铺子。药铺要学徒，嫌他年纪大。杂货店要伙计，嫌他太斯文。铁匠铺要帮手，他抡不起大锤。
走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
天快黑的时候，他路过一家私塾。一个老先生在门口贴告示——招教席，月俸二两银子。
韩翊眼睛一亮，敲门进去。
老先生看了他的告身，眼睛瞪得溜圆：“进士？”
然后又看了他一眼，眼神变得复杂起来：“韩先生，我这小庙，供不起您这尊大佛。您再等等，吏部的文书迟早会来的。”
韩翊站在私塾门口，雨又下大了。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地方，进士的身份不是荣耀，是枷锁。太高了，没人敢用；太低了，他不肯将就。
上不去，下不来。
卡在中间，活活饿死。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
还是糙米饭。这一次连咸菜都没有了，只有一碗盐水。
韩翊坐下来，端起碗，忽然问了一句：“娘，您后悔吗？”
母亲抬起头：“后悔什么？”
“后悔供我读书。”韩翊声音很低，“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到头来，连一顿像样的饭都给不了您。”
母亲放下筷子，看着他。
安静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伸出手——那只粗短干裂、指甲缝里嵌着泥垢的手——轻轻放在韩翊的手背上。
“翊儿，娘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供你读书。”
“你不欠娘什么。”
“你欠你自己的，是把这条路走下去。”
韩翊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砸在碗里，和糙米饭混在一起。
咸的，涩的，苦的。
窗外，雨声渐渐小了。
但天还是阴的。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看不到一点放晴的迹象。
韩翊擦干眼泪，抬起头。
母亲说的对——他欠自己的，是把这条路走下去。
吏部的文书还没有来。但他不能等了。
他必须想办法。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母亲的碗里有一天能有一碗干干净净的白米饭。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这两个字——母亲。
正是：
及第空名误此身，归来犹是布衣贫。
秋霖不破三重屋，糙米难供八十亲。
诗可干谒添锦上，饥来无处问水滨。
最怜白发倚门久，日日炊烟望子晨。
欲知韩翊如何熬过这段穷途，吏部铨选何时才有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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