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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了。步子很快，像怕被人看见。走到巷口时，她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瓜子，嗑了一颗，然后继续走。
沈严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锦旗和咸菜。
锦旗的红绒布有点扎手。咸菜的塑料袋烫得掌心发红。光幕在眼底亮了一下，没有数值，只有一片淡金色，像日落前最后一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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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沈严回到家。
门没锁，推开的瞬间，红烧肉的香味扑面而来。不是那种浓烈的香，是慢火炖了一下午的那种，油亮，醇厚，混着葱姜蒜的辛气。汤汁收得刚刚好，挂在一层亮油上。
母亲在厨房忙活，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灶台上的水烧开了，蒸汽顶得壶盖噗噗响。
“回来了？”
“嗯。”
“洗手，吃饭。”
沈严走进厨房，把咸菜放在灶台上。塑料袋贴着灶台壁，被热气烘得更烫。
“厂里老工人给的。”
母亲看了一眼，没说话。她关了火，把菜盛出来。红烧肉、清炒时蔬、番茄蛋汤，摆了满满一桌。肉皮炖得透亮，肥肉颤巍巍的，筷子一碰就裂开。
沈严坐下来。母亲坐在对面，没动筷子，只是看着他。灯光下，她的头发白了很多，鬓角的银丝刺眼。
“今天厂里送锦旗来了。”他说。
“嗯。”
“有一面是给你的。”
母亲愣了一下。
“给我的？”
“嗯。老工人们说，你在厂里帮过很多人，他们记着。”
母亲没说话。她低下头，端起碗，扒了一口饭。没夹菜。饭粒粘在嘴角，她也没擦。
沈严也端起碗。
两人沉默地吃着。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很轻。窗外的天彻底暗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洒在窗台上。
“妈。”
“嗯。”
“你在厂里二十八年，后悔吗？”
母亲放下筷子，看着他。目光很安静，没有怨，也没有自豪，就是看着他。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值得。”
沈严没说话。他低头扒饭，不敢看母亲的眼睛。饭粒噎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他喝了一口水，假装被烫到。水是凉的，不烫。
母亲把菜往他碗里堆。一块红烧肉，一筷子青菜，一片番茄，又一块肉。
“多吃点，瘦了。”
沈严没抬头。他把那碗饭吃完了，一粒不剩。碗底干净得像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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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母亲去洗碗。
水龙头开了，水声哗哗。沈严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放着药盒。药盒已经打开，说明书被仔细读过，折痕明显。他拿起说明书，看了一眼。密密麻麻的小字，母亲用红笔在“用法用量”下面划了线，又在“不良反应”旁边打了个问号。
他把说明书折好，放回药盒。
母亲从厨房出来，擦着手。毛巾是旧的白毛巾，边角起毛了。
“药吃了吗？”
“吃了。”
“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
母亲坐下来，看着茶几上的药盒。她伸手摸了摸药盒的边角，然后把它拿起来，放回床头柜。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相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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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站在纺织厂门口，穿着工服，胸口的厂徽别得端端正正。阳光照在她脸上，眼睛很亮，嘴角带着笑。
“这是你爸拍的。”母亲说，“我进厂第三年，厂里选先进，他拍的。”
沈严接过相框。玻璃有点凉，边缘的金属框磨得发亮。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周淑慧同志，1968年先进生产者。摄于厂门口。”字迹苍劲，是父亲的笔。
“你爸那时候还在检察院，业余喜欢拍照。他说我穿工服最好看。”
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她伸手摸了摸相框的玻璃，指尖落在照片上那年轻女人的脸上。
沈严把相框放回茶几。
“妈。”
“嗯。”
“爸的字，写得真好。”
母亲没说话。她站起来，走回厨房。水龙头又开了，水声哗哗。沈严坐在客厅里，盯着那个相框。
黑白照片上，母亲的眼睛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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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沈严回到办公室。
桌上放着那面锦旗，“良心审计”四个字，金粉写的，在台灯下反光。他把锦旗折好，放进了抽屉。折了三折，和审批单一样。
锁上。钥匙贴身放。
翻开笔记本，写下：“补偿方案通过。老工人送来锦旗七面，咸菜一袋。母亲收到相框，父亲拍的。”
笔尖顿了一下。又写：“明天开始，逐户核对补偿款发放。确保每一分钱都到个人账户。”
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孙明辉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四楼，窗帘后面有人影走动。他没看那盏灯。
他在想母亲说的话。
“因为那些人，值得。”
他闭了一下眼睛。光幕在眼底亮起，暖金色，像母亲年轻时的眼睛。睁开时，他从口袋里摸出发卡。缺口还在，边缘被磨得光滑。台灯的光照在上面，缺口朝上，那一小块缺失的地方，在光里什么也照不亮。
他盯着发卡，看了很久。
然后放回去。关灯。
黑暗中，他坐在椅子上，没动。远处，工地探照灯还在转。光柱扫过夜空，又扫回来。夜风吹动窗户，玻璃轻轻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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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倩的住处。
她坐在床上，把账本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开，一页一页看。补偿款的账目没问题。每一笔都核对过，工龄、系数、金额，都对的。数字整整齐齐，加减乘除都对得上。
但她睡不着。
她想起沈严的母亲。想起那张档案卡，想起父亲手写的评语。想起沈严翻到那张卡片时，手指停了。
她把账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从床头柜里摸出一块奶糖，剥开，塞进嘴里。糖很甜，但她含了很久，没咬碎。糖慢慢化开，甜味从舌尖漫到舌根。
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像一只兔子。她看了很久，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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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人物志：1996年，滨城纺织厂最后一批老工人平均年龄57岁，工龄最长者41年。他们中有人从未离开过这个厂区，从青丝到白发，把一生交给了一排排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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