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急诊科走廊的日光灯白得发青，打在殷澜脸上像是敷了一层薄霜。她站在护士站对面的墙根，手里捏着一沓无关紧要的病例档案，目光却越过纸页的边缘，精准地落在走廊尽头那间VIP病房的门口。
钟离恒靠在门外墙上，西装皱得不成样子，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领口，像一条吊死鬼的舌头。他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每隔一两分钟就要抬头看一眼病房门上方跳动的生命体征数字。他的儿子钟离小新，至今未脱离危险期，他知道他不会脱离这该死的恶毒的危险。
殷澜的耳麦里传来赵队的声音，低沉平稳，像一条暗涌的河：“我到了，车库B区，电梯口能看到走廊。”
她没动，也没回话。耳机是骨传导的，嵌在她左侧耳廓后面的发际线里，不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赵队在负一层，从这个角度能覆盖到住院部大厅进出的人流，同时也能通过殷澜身上的微型麦克风听到病房区域的动静。
一对母女。一个下毒，一个善后。至少目前证据指向这个方向。
赵队不同意立刻抓人，他的原话是：“钟离小新还没脱离危险，这时候动手，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连从戈红娣嘴里撬话的机会都没有。再一个，下毒的动机还没摸透，戚慕兰为什么帮着她妈销毁证据？她是知情不报，还是参与其中？这些东西不搞清楚，上了法庭就是漏洞。”
所以有了今天这场戏。赵队和殷澜以“案件走访调查”的名义出现在医院，身份是市局刑侦大队的刑警，但他们要对钟离一家隐瞒的信息是——戈红娣和戚慕兰已经进入了正式侦查视线。赵队要求她们表现得像常规办案流程中的一环，不主动、不引导、不暴露，观察，记录，等待。
殷澜把目光从走廊尽头收回来，低头翻了翻手里的病例档案。那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案子，用来做掩护的。她今年二十六岁，从警校毕业刚满三年，调到赵队手下才五个月，这是她跟的第一个重案。她说不上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胃里有一团凉凉的东西在翻涌，不是恐惧，也不是紧张，更像是一种过度清醒所带来的不适感，像深夜里连续喝了两杯浓缩咖啡，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太紧，反而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错觉。
“目标出现。”赵队的声音在耳麦里响起。
殷澜抬起头。
走廊尽头的电梯门打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针织开衫，黑色长裤，脚上是一双软底平跟皮鞋，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提前量好了距离。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和一个果篮，果篮是用透明玻璃纸包着的，里面能看到红富士苹果和进口青提，包装得很精致。
戈红娣。
殷澜见过她的照片，但照片和真人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照片里的戈红娣是一个略显富态、笑容温和的中年妇女，看起来就像是任何一个会在小区花园里带孙子玩的外婆。但眼前这个女人，虽然穿着同样温和的衣服，提着同样温和的果篮，整个人却散发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紧绷感，像一件熨得过分平整的衣服，每一道褶皱都被刻意抚平了，反而让人觉得不自然。
殷澜的目光像一枚针，无声无息地落在戈红娣身上。她注意到几个细节——戈红娣走到病房门口时，没有立刻推门进去，而是先在门外站了两秒钟，调整了一下呼吸，又抬手理了理鬓角散落的头发，然后才伸手叩了两下门，声音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地透着一位外婆来看望病重外孙时应有的急切和克制。
钟离恒从墙边直起身来，看见戈红娣的瞬间，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断裂。上半张脸是疲惫和客套，下半张嘴却抿成了一条线，像是在忍耐什么。他张了张嘴，最终只说出两个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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