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起来的时候天还没全亮。他没有开灯,摸黑在厨房里烧了一壶水,灌进一只旧保温杯里,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装了四个馒头,扎紧袋口,搁在桌沿上。做完这些之后他站在窗边往外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转身坐到藤椅上,等着天亮透。
顾砚把那张纸条从发卡下面抽出来,折好放进口袋——不是放内袋和外公的地图一起,是放进了外套外侧的口袋,和那枚凉透的铜钱挨着。纸条上的字已经被他看了很多遍,但那句话还在脑子里转:不要带碗。他已经带着裂碗从槐安街走到过厂房,又走回来,碗跟他一起经历了灰衣人、翻碗、莲子、水从地砖缝隙里涌出来的整个过程,现在让他不带——他不知道是不带哪只碗,还是不带所有碗。老董给的细草香和莲子,赵予舟的干莲子,半夏的地图,外公的铜钱,还有他自己口袋里那只裂碗,哪一样都不能少,但纸条上写的是"不要带碗",不是"不要带裂碗"。
也许他应该只留下裂碗,不带它去河县。但把它留在老董屋里,放在桌面上,和发卡并排搁着——让它一个人待在老董的屋里,等他从河县回来,或者等不到他回来——这个念头让他觉得不对。裂碗跟了他太久,从楼上碗柜到地窖到炉房到夹层到翻碗到灰衣人,每一段都有它。现在把它丢下,像丢下一只穿旧的鞋。
他没有丢下它。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确定裂碗在内袋里贴着地图,然后推开门走出去。
早晨的空气是凉的,带着一夜积攒的潮气和泥土味,梧桐叶边缘挂着水珠,在晨光里反射出介于透明和白色之间的光泽。街上没有人,修锁摊的卷帘门关着,折叠凳还放在老地方,昨天那场雨把凳面上的灰冲掉了大部分,露出一层被水浸过的深色木纹。他经过的时候没有停,步子均匀地走过修锁摊,走过四十七号单元门,走过那棵最粗的梧桐树——树下白背心老头和灰外套老头昨天坐过的那条长凳空着,凳面上有一摊干透的鸟粪,没有人清理过。
走到槐安街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整条街。从他站的位置看出去,槐安街是一条普通的老街,两边种着梧桐,楼是旧楼,铺子是老铺,路灯的杆子上缠着爬山虎的枯藤,有几根电线从楼与楼之间横穿街面,在晨光里几乎看不见。这条街上他住了没多久,但他已经记住了这里的气味——早晨的煤炉味、梧桐叶被晒了一天后散发的苦味、雨后的水泥味、深夜从某个窗户飘出来的饭菜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就是他记忆里的槐安街,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闻到。
他转过头,往班车站的方向走去。
班车站在一个三岔路口,没有站牌,只有一家小卖部门口常年停着几辆等客的摩的。班车一天一班,上午九点经过这里去河县镇,下午两点返回。他到的时候差几分九点,小卖部刚开门,老板在门口扫地,扫帚划过水泥地面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顾砚在门口站了几分钟,买了瓶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常温的,带着塑料瓶的味道。
九点过五分,班车来了。是一辆旧中巴,白色的漆面被灰染成了灰白色,车身两侧贴着褪色的广告,字已经看不清了。车门打开的时候发出一声生锈铰链特有的嘎吱声,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上的表情介于疲惫和习惯之间,看了一眼顾砚,没问去哪,等他上了车之后关上门,挂挡起步。
车上除了司机只有三个乘客。一个老太太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放着一个布包,双手压在包上面。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戴着耳机闭着眼。最后排坐着一个穿灰衣服的人,低着头,看不太清脸——不是灰衣人那种从头罩到脚的灰布衣服,是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领子。顾砚上车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动作自然。
顾砚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班车沿着公路往城外开,两边的建筑逐渐从密集变成稀疏,从楼房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菜地,从菜地变成荒野。路况越来越差,水泥路面出现裂缝和修补过的痕迹,车轮碾过不平的路面时车身会晃一下,晃的幅度不大,但持续久了让人觉得骨头在座椅上慢慢错位。
开了大约四十分钟,路两边开始出现干枯的河床的痕迹——不是主河道,是一些小支流,水干了之后在平地上留下浅沟一样的凹陷,沟底长满了枯黄的野草,被风吹得倒向同一个方向。河道越来越宽,从浅沟变成深沟,最后在公路拐过一个弯之后,他看到了那条干河。
和赵予舟发来的照片里一样——河床是灰白色的,铺满了碎石,从远处看像一条灰白色的伤疤横在黄褐色的土地上。河岸两侧是干裂的泥土,裂缝深的能塞进两根手指。河床的宽度比他在照片里感受到的要大得多,从这头到那头大约有三四十米,站在河边像站在一个干涸的河底里。
班车在一个没有站牌也没有建筑的地方停了下来。司机回头看了他一眼:"河县到了。往前走两里就是镇子。"顾砚站起来下了车,车门在他身后关上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一半,班车调了个头,沿着来路开走了,扬起一阵灰黄色的尘土,在晨光里慢慢沉降。
他站在公路边上,脚下是碎石和干裂的泥土。干河就在面前。风从他背后吹过来,在河床里打着旋,卷起一层细灰沿着河道往前方移动,像一条低矮的灰色雾气贴着地面滑行。远处的河床在视线尽头拐了一个弯,消失在一座土丘后面。
他掏出手机想确认方向,屏幕亮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信号格是零。没有信号。赵予舟说他在河县等他,但没说具体在河县的什么地方碰头,只说"到了河县顺着河走"。没有班车站,没有镇子入口,没有写着"河县"的路牌,只有一条干河和一片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荒地。
他把半夏给的地图掏出来。铅笔线条在晨光里勉强能看清——从标注"河县镇"的位置出发,沿着代表干河的波浪线向上走,在河道拐弯的地方有一棵死了的老槐树,过了树就是窑的位置。他现在应该站在地图上标"河县镇"的附近,但面前没有任何像镇子的建筑,只有一间废弃的砖房立在公路旁边的荒地上,屋顶塌了一半,墙壁上爬满了枯藤。
他走到那间砖房前面,朝里面看了一眼。没有人,没有有人住过的痕迹,地上只有碎砖和干透的泥浆。他站在砖房的阴影里喝了几口水,把地图收好,然后沿着干河的河岸开始往上走。
脚下的碎石在他踩上去的时候发出细碎的声音,被风吞掉了一半,又在河床里反弹回来,形成一种短促的回响。河道比他想象的长,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班车停靠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小点,缩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河岸两侧除了石头和干裂的泥土什么都没有。
他继续走。风在河道里持续地吹,方向不变,力度不变,像一台永远开着不关的风扇。太阳升高了,影子在他脚下缩短,从他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估算了一下,大约走了三四公里,那个拐弯的地方还没到。
他停下来又看了一眼地图。铅笔线条画的河床走向和他脚下的路看起来不太吻合——不是地图画错了,是河道干枯之后河床的变化比他以为的大,有些地方被风吹过来的沙土填平了,有些地方被雨水冲出新的沟壑,原来河道拐弯的位置在实地上需要辨认很久才能找到。他收起地图,决定沿着河岸左侧走,因为左侧的河岸比右侧高出一截,站在高处能看得更远。
又走了大约一公里,他终于看到了那棵槐树。
它就长在河道拐弯的地方,和半夏描述的一模一样——死了很多年了,树皮剥落了大半,裸露的木质在风吹日晒下变成了灰白色,像一根被漂白过的骨头插在河岸上。树根有一半露在外面,顺着河岸的坡度往下延伸,最长的几根扎进河床的碎石里,像手指抓住地面。树干是歪的,朝河床的方向倾斜,枝桠已经全部断了,只剩下主干和几根粗枝的根部,树冠的位置是一片空白。
他绕过槐树,顺着河道拐弯的方向看过去。
河床在前方大约两百米的地方变窄了,两侧的河岸收拢,形成一个近似喇叭口的形状。喇叭口的最窄处,河床中央,有一座低矮的圆形建筑——土窑。窑的顶部塌了一半,露出内部的砖砌结构,像一个被敲掉上半部分的蛋壳,边缘参差不齐。窑的前面是一片平坦的空地,空地上排着一列碗。
和赵予舟拍的照片一样。十二只碗一字排开,从窑口延伸到河床方向,间距均匀,碗口朝上,每一只内壁都有一道裂纹,所有裂纹指向同一个方向——窑口。
他站在槐树旁边没有立刻走过去。风在河道里拐了一个弯,从那排碗的上方掠过,发出一种低沉的嗡鸣,像空气高速通过窄口时产生的共振。碗没有被吹动,碗沿上连一丝灰尘都没有扬起来,风像是绕着碗走的。
他沿着河床朝那排碗走过去。走得不快,但每一步的距离都很均匀。走到距离最外面那只碗大约十步远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件照片里看不出来的事——那些碗不是沿着一条直线排列的,而是沿着一条微微弯曲的弧线,弧线的圆心指向窑口的方向,每只碗的间距完全相等,没有任何一只偏出这条看不见的弧线。
他蹲下来看最近的那只碗。碗内壁的裂纹从碗底延伸到碗沿,裂纹的方向指向窑口,分毫不差。碗的内壁有一层极薄的膜,半透明的,干了之后像一层蛋壳膜贴在内壁上,指甲碰一下不会破,但轻轻一按就能感觉到它有弹性。
他把手指从碗里收回来,站起来,绕过那排碗,走向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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