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房安静了很久。
赵予舟蹲在地上，把那堆碎瓷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每捡一片就用拇指蹭一下断面，叠在手心里，碎瓷碰撞的声音很轻，像有人在水底敲碗沿。
半夏站在圆台边上，一手握着玉扣，一手撑着膝盖。她的呼吸平了，但手指还紧紧攥着那半枚玉扣，指甲边缘发白。
顾砚站在炉门前，盯着那两截缩回去的袖管。
灰布退进砖缝之后就没再动过。砖缝里什么都看不见了——没有布边，没有线头，只有一条细线嵌在灰泥里。
“走吧。”赵予舟站起来，手心里的碎瓷片已经叠了七八片。他把碎瓷倒进外套口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灰，“上面还有东西等着。”
顾砚说的不是"人"。
是"东西"。
半夏把玉扣收回腰包，手指活动了一下，关节发出一声响。她转身看了看台阶方向——之前那只碎瓷碗退走之后，台阶上留下的痕迹还在。地面上有一道暗色的水渍，从最高一级台阶开始，沿着台阶边缘往下渗，到第三级台阶就干了。
水渍的形状窄长，像一条舌头舔过去的路径。
赵予舟走到台阶前蹲下，用手指蹭了一下那道干涸的痕迹，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
顾砚没有说什么。站起来，第一个踏上了台阶。
顾砚跟着上去。半夏走在最后。
上到第五级，墙上的苔藓变了——之前摸到的是干透的海绵状厚苔层，现在边缘卷了起来，发白，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水分。
上到第八级，墙根处有一道指甲划痕。新的。划痕边缘的砖屑还没落定，手电光照上去反出细碎的亮光。划痕从墙根延伸到铁盖边缘。
赵予舟把铁盖推开。
厂房里的光涌进来——不是日光。是路灯的光，穿过厂房破漏的屋顶洒下来，在水泥地面上投出钢架的条纹影子。
厂房里没有人。
没有碗。没有拖行声。没有碎瓷片。
那些碗不见了。
不是碎了。是彻底没了。摆在地上、柜子里、窗台上的所有碗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几圈圆形灰痕，从厂房入口一路排到地窖铁盖的位置。
赵予舟迈出地窖，鞋底碾过一圈灰痕的边缘——灰散了，在路灯的光柱里飘了几下。
半夏跟着翻出来。他在最后，把铁盖拉上。铸铁板磕在地窖口的边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闭合声——整个厂房里回荡了一下。
走到厂房门口，赵予舟停住了。
顾砚侧着头，看着厂房外的巷子。槐安街的路灯亮着，光在柏油路面上铺出一层浅黄色的毯子，树影在灯下摇。巷子里没有人。没有车。没有猫。
但赵予舟在看什么。
顾砚看了大约十秒。
“走北边。”他说。他没有解释为什么。
顾砚们跟着他出厂房，往北走。这条巷子他之前没走过——如果槐安街是主干，厂房在一侧的分巷里，那北边是通向槐安街东段的另一条出口。巷子窄，两侧是老楼的山墙，没有窗户，墙面上糊着干透的爬山虎枯藤，藤蔓从墙面剥落，挂在半空中，像一张张失去骨架的网。
走了大约三十步，赵予舟停下来。
顾砚从外套内袋里掏出那枚干莲子，在手心里掂了掂。
“莲子压惊，是压碗的。”他说，“红纸香灰是封路的。铜钱是挡道的。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你外公教我的时候说，是‘走不通的时候用的’。”
“走不通？”
“夹层的门开了，关不回去了。”赵予舟把莲子举到眼睛的高度，对着路灯看了看，“他能做的只是把路封住，不让里面的东西顺着路出来。但他拦不住那个门本身。”
“那现在——”
“门还开着。袖管缩回去了，但砖缝还在。随时能再伸出来。”
顾砚回头看了一眼厂房的方向。铁盖还在。但那道铁盖下面的台阶、台阶尽头的炉膛、炉膛深处的砖缝——赵予舟说的没错。门没有锁，只是暂时没人站在门口了。
半夏靠在一根路灯杆上，点了根烟。她抽烟的动作不大，含一口，吐出来，烟雾被夜风扯散。她之前没抽过烟。
“厂房的碗被收走了。”她弹了一下烟灰，“是那只碎瓷碗收的，还是夹层里那个东西收的？”
“夹层里的。”赵予舟说，“碎瓷碗是它放出来的哨子。哨子被破了，它就收回去。”
“它知道我们在哪？”他说。
赵予舟把莲子放进外套内袋，扣上纽扣。他的动作很慢，手指在纽扣上停了一下。
“它知道。”他说。
“那我们——”
“它知道你进来过。知道你的手伸进了砖缝。知道你摸到了那排铜钱和那只碗。”他看着他，“它现在知道你是谁了。”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不是怕——是一种更钝的感觉。像被人认出来了，但你完全不认识那个人，而那个人已经记下了你的脸。
半夏把烟掐灭，用鞋底碾了碾烟头。“赵叔，你刚才说走北边。北边去哪？”
赵予舟转过身朝北走了几步，停在路口转角。路灯照不到那个转角——两边楼间距太窄，光落不下去。墙上挂着一只老式铁皮信箱，箱门上贴着一层又一层的小广告。
赵予舟伸手撕掉最上面那张广告纸。纸下的内容露出来——一张手写的告示，用圆珠笔写在一张横格纸上，边角被胶水粘死在铁皮上：
“寻人
胡秀英，女，68岁，身高约一米五五，穿灰色棉布衫，黑色布鞋。
5月12日下午走失，至今未归。
如有线索请联系河县镇派出所。”
落款日期是三年前。
纸已经发黄了，字迹被雨淋过，部分笔画模糊，但最后一行字还能辨认：“老人平时喜欢去老槐树下面坐着。”
半夏凑过来看了几秒。“河县。”
赵予舟没伸手揭那张纸。他站在信箱前面，手插在口袋里，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你外公五年前也去过河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更沉，“他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
“他跟你说的？”
“没说。但回来之后的变化看得出来。之前爱下棋，爱喝两口，逢人就笑。从河县回来之后——棋不下了。酒也不碰了。见了熟人绕着走。”
顾砚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外公并不是那样的。他记忆里的外公是一个沉默的人，但沉默和躲着熟人走是两回事。他一直以为他天生话少。现在想来——他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河县回来了。
“他去河县找什么？”
赵予舟摇了摇头。“他没说。”
“那你怎么知道他去了河县？”
“他车票没扔。后来我收拾他东西的时候，在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河县的班车票根。日期是五年前七月初十。”
七月初十。农历。
半夏把烟盒放回口袋，手在口袋里停了一下。“七月十二是中元节。”
赵予舟点了点头。
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柏油路面晒了一天的余温和泥土翻出来的潮气。墙上的铁皮信箱被风吹得叮地响了一声——铁皮撞铁皮，不重，但在窄巷子里听得很清楚。
顾砚回头看了一下厂房的方向。
铁盖还在原来的位置。周围什么都没有。
但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这边。
“今天晚上去哪？”半夏说。她把手机从口袋摸出来看了一眼，“快十一点了。”
赵予舟没接话。他站在路灯和影子的交界处，半张脸亮着，半张脸埋在阴影里。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了。
“你那个朋友——”他说，“老董。他还住那间屋？”
“应该还住。”他说。
“去他那边。”赵予舟转了个方向，“厂房到他那条路走槐安街正街，最安全。绕太大就不好说了。”
“他不一定愿意——”
“他愿不愿意不重要。”赵予舟说，“槐安街上知道门道的老住户，一只手数得过来。他算一个。他得知道今天厂房里发生了什么。”
顾砚们绕到槐安街正街上。路灯每隔十几米一盏，光不匀，有的亮有的暗。路面上停着几辆落满灰的私家车，很久没人开过。
经过那栋厂房入口时他放慢了脚步。
铁门还是关着的。门缝里什么都看不见。
但那扇铁门最下面的缝隙里——那片门底和地面之间的窄缝——颜色不对。之前是黑的，透光的黑。现在黑里面有一层更暗的东西贴着地面，薄薄一层，像一张纸铺在门缝后面。
顾砚多看了一眼。
不是纸。是布料。灰白色的。从门缝底下伸出来，贴着外面的地面，大约两三指宽的一片。边缘整齐，像一个衣角从门缝底下露了出来。
赵予舟没有停。他走过去了。
半夏也没有停。
但半夏路过那扇门的时候脚步往外偏了半步，绕开了布料延伸到的范围。
顾砚跟着偏了半步。
布料灰白色的，被风翻起一角，露出的底下一小片深色，又落回去。
走过厂房之后半夏快走了两步，赶上赵予舟。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他没完全听清的话。只抓住了后半句——
“……在外面等。”
赵予舟没停步，回了一句。声音同样低。“她知道。”
顾砚心里一凉。那个“她”，从地下炉房一路跟到地上来了。
老董那间房在一楼。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里面的灯还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影。赵予舟没敲门，先从窗户旁边的一扇窄窗往里看了一眼。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抬手敲了三下。
没有回应。
顾砚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
老董站在门后，上衣扣子扣错了位，领口歪着，脸上的表情不太对——不是害怕，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东西。像被人叫醒之后还在发懵，但发懵的底下有一层什么东西压着。
“她来过。”老董说。他声音干得厉害，像好几天没喝水。
赵予舟挤进门去，把老董往屋里推了半步。他跟进去，半夏最后关上门。
屋里乱。桌子和椅子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墙上那幅照片歪了——就是之前摘过的那幅，挂回去的时候挂歪了。地上有几块碎瓦片，不是瓷的，是那种旧式屋脊上的青瓦碎片。
“来过几趟？”赵予舟问。
“两趟。”老董坐回桌前，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手在抖，水从杯沿洒出来，在桌面上洇开一片，“你从厂房出来的时候，她就在巷子口站着。你们一走她就走了。后来我关了灯想躺一下，她又回来了——蹲在窗户底下。”
“蹲了多少？”
“不知道。”老董放下杯子，“我不敢看。”
半夏没说话。她走到墙边，把那幅歪的照片扶正，用手掌压了压玻璃面。然后她转过身来。
“明天一早去河县。”
赵予舟抬起头看她。没接话。
“顾砚的外公五年前去过一次。河县还有一个走失的老太太。厂房夹层里有小女孩的发绳。”半夏说，“这几件事不可能没关系。”
赵予舟沉默了很久。他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摸出那枚干莲子，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转了半圈，然后放在桌面上。
莲子落在桌面上，弹了一下，滚到桌沿停住了。
“河县。”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摘下其中一把，搁在莲子旁边。
铜钥匙。老式的，齿部磨损严重，手柄上缠着一圈生胶带，缠得认不出原本的颜色。
“这间房子的钥匙。”赵予舟说，“我去河县。但你们得留一个人在这里。”
“为什么？”
“厂房的门没关上。碗是收了，但夹层还在。今晚你们要是全走了——”他看了一眼门口的方向，“她就不用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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