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驶出了光明巷。
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昨夜下了雨，地面还没干透。槐树的叶子上挂着水珠，车灯一照，亮晶晶的。母亲站在巷口，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挥手。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和槐树的树干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林远，你妈妈哭了？”莎拉坐在后座，从中间探过头来。
“没有。”
“她眼睛红了。”
“没哭。她不会当着我的面哭。”
出租车上了高速。天边开始发白，从深蓝色变成浅蓝色，从浅蓝色变成浅灰色。路灯灭了，远处的城市轮廓在晨光中慢慢浮现。
莎拉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她一夜没睡好——不是紧张，是兴奋。她去过很多国家，拍过很多纪录片，但从来没有跟着一个中国男人去伊朗找人。这个男人几个月前还在伊朗荒漠上救过她的命，现在又要回去，不是逃命，是找人。
“莎拉。”
“嗯。”
“你睡会儿。”
“睡不着。”
“想什么？”
“想你表哥。你见过他几次？”
“三次。第一次，他来邢台过年。我那时候上高中。他刚去深圳打工，穿一件红色夹克，头发打了摩丝，很亮。给我带了深圳的荔枝。荔枝很甜，我妈说别吃太多，上火。我没听，吃了半袋，嘴上起了泡。”
“第二次呢？”
“第二次，他来邢台结婚。在老家办酒席。新娘没来，说是签证没下来。他一个人敬酒，喝多了，抱着我妈哭。说妈，你弟这辈子就她了。我妈也哭了。我爸在旁边抽烟，不说话。”
“第三次呢？”
“第三次，我去深圳。骑车之前。路过深圳，去看他。他和表嫂住在城中村，一间房，很窄。表嫂做饭，伊朗做法，放了很多藏红花。米饭是金黄色的。林平那时候两岁，在地上爬，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勺子。表哥说，等林平大了，送他去学中文。表嫂说，也要学波斯语。两个人争。林平哭了。”
莎拉没有接话。她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灰白色的天。
“你表嫂叫什么？”
“法蒂玛。”
“法蒂玛。你表哥怎么认识她的？”
“在深圳。她来中国留学，学国际贸易。表哥在工厂打工，她是翻译。后来工厂倒闭了，她没回国。两个人开了一个网店，卖伊朗特产。藏红花、椰枣、波斯地毯。生意不好。但两个人在一起。”
“她家里知道吗？”
“知道。不同意。伊朗人，嫁外国人，嫁中国人。家里反对。后来她爸病了，她回去了。表哥带着林平也回去了。”
“回去了就打仗了。”
“回去了就打仗了。”
出租车到了邢台东站。高铁站人不多，天还没有大亮。候车大厅的灯全开着，白花花的，照在花岗岩地面上，反光刺眼。检票口已经排了队，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抱孩子的。
“林远，你紧张吗？”
“不紧张。”
“你骗人。你手心出汗了。”
我在裤腿上蹭了蹭手心。
“有一点。”
“紧张什么？”
“紧张找不到。库姆那么大。法蒂玛街那么长。侯赛因不知道还在不在。表哥不知道搬没搬家。”
“到了就知道了。”
“到了就知道了。”
高铁从邢台到北京西站，一个小时。
车厢里人不多。莎拉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遮光板拉上去。窗外，麦田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橙红色的，把麦田染成了金色。电线杆一根一根地后退。
“林远，你看，麦子快熟了。”
“快了。”
“你小时候割过麦子吗？”
“没有。爷爷割过。他手上全是茧。”
“你爸爸呢？”
“我爸。他割过。后来不种地了，去工厂上班。工厂倒闭了，又去打工。没时间割麦子了。”
“你也没割过？”
“没有。我只会骑车。”
列车减速了。北京西站。
站台很大，人很多。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包的，举着牌子的。空气里有方便面味和咖啡味。广播里在播车次信息，一遍中文，一遍英文。
出站，打车去王先生的营地。北京的路很堵，车走走停停。莎拉看着窗外。
“林远，你不骑车了，舍得吗？”
“舍得。找人重要。”
“找了人，回来还骑吗？”
“骑。骑到骑不动。”
“你骑不动了，我骑。”
“你骑？你会骑吗？”
“不会。你教我。”
“好。”
车到了营地。王先生站在门口，工装上有油渍。他看了我和莎拉，又看了看我们空着手。
“车呢？”
“不骑了。坐飞机。”
“坐飞机？飞到伊朗？”
“飞到德黑兰。”
“摩托车呢？”
“放你这儿。帮我看几天。”
王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
“车在库里。你什么时候来取，都行。”
“王先生，谢谢。”
“不用谢。你到了伊朗，找到你表哥，给我打电话。”
“好。”
他从车里拿出一个纸箱。“药品。抗生素、退烧药、止血带、碘伏、纱布。到了伊朗，也许用得上。”
“王先生，我们坐飞机，托运不了这么多液体。”
“托运不了就随身带。小瓶的。一百毫升以内。碘伏换小的。纱布没事。”
他又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馕、压缩饼干、巧克力。
“吃的。到了路上吃。”
莎拉把药品和食物塞进背包。拉链拉上了，又拉开了，把U盘从夹层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看了看，又塞了回去。
“王先生，德黑兰那边，你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但林远有。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吗？礼萨、穆罕默德、哈米德、侯赛因、易卜拉欣。”
“他们都在伊朗。战争不知道还在不在。”
“在。他们活着。人活着，就有办法。”
王先生看着我。
“林远，你到了德黑兰，先去哪里？”
“库姆。先找侯赛因。”
“库姆我听过。圣城。你骑过那附近？”
“骑过。从伊斯法罕到德黑兰，路过库姆。没停。”
“这次停。”
“这次停。”
王先生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们握了一下。
“走吧。到了德黑兰打电话。”
“好。”
首都机场。T3航站楼。人很多。
换登机牌，托运了箱子。莎拉的背包没有托运，相机在里面。塑料袋也没有托运，馒头、榨菜都在里面。安检排队很长，队伍慢慢挪。前面一个旅行团，全是老年人，戴着红色旅游帽。
“林远，你坐过几次飞机？”
“三次。去哈萨克斯坦一次，回国一次，去伊朗——从北京飞乌鲁木齐一次。加上这次，第四次。”
“你数得清。”
“数得清。没你多。”
“我坐过几百次。拍纪录片，到处飞。但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次不是去拍别人。是去找人。找你的亲戚。”
过了安检，候机厅。落地窗外是停机坪。太阳很高了，晒在机身上，银白色，反光刺眼。
“林远，几点了？”
“十一点。十二点二十起飞。先飞乌鲁木齐。”
“到了乌鲁木齐呢？”
“等。晚上飞迪拜。迪拜再转德黑兰。”
“明天能到？”
“明天下午。”
“到了德黑兰，住哪里？”
“住旅馆。上次住的那家。”
“那家？伊朗青年之家？”
“对。前台认识我。”
“认识你？你住过一晚。”
“一晚就够了。她记得。”
登机了。飞机不大，座位三三排列。莎拉靠窗，我中间。
起飞。北京在脚下，越来越小。楼房，公路，水库，山。云层很厚，白茫茫的。
“林远，你在伊朗的时候，想过从天上回去吗？”
“没有。想过骑回去。”
“骑回去太远。”
“远。但路在脚下。心里踏实。”
“现在呢？心里踏不踏实？”
“不踏实。脚不着地。”
她握住了我的手。银戒指硌着手背。
“到了德黑兰，就着地了。”
两个小时后，乌鲁木齐。
地窝堡机场。取行李，重新安检。国际出发厅人不多。几个戴头巾的女人，几个穿白袍的男人。一个孩子在地上爬，妈妈蹲着扶他，爸爸在打电话。
“林远，几点了？”
“三点。”
“晚上几点的飞机去迪拜？”
“八点。还早。”
“出去转转？”
“出不去。没签证。”
“就在候机厅。”
候机厅不大。商店卖新疆特产，红枣、葡萄干、馕、地毯。莎拉在馕摊前站了一会儿。
“伊朗的馕，是扁的。新疆的馕，是厚的。不一样。”
“味道差不多。”
“差很多。伊朗的馕，有芝麻。新疆的馕，有洋葱。”
“你都吃过。”
“都吃过。好吃。”
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莎拉把背包放在脚下，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馒头，掰成两半。
“你妈妈蒸的馒头。”
“嗯。”
“好吃。”
她慢慢嚼着。
“林远。”
“嗯。”
“你说你表哥，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但得找到。”
“万一——”
“没有万一。”
她咬着馒头，没有说话。
窗外，太阳西斜了。乌鲁木齐的天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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