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我被母亲的手机铃声吵醒。
不是那种正常的来电铃声，是特别设置的——老歌，音质很糙，高音有点劈。母亲在厨房里接的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道墙，还是能听到。“哥，你说。”“嗯。”“嗯。”“什么时候的事？”“联系不上？”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被子滑到腰间，晨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金线。莎拉还睡着，侧躺在母亲的床上，头发散在枕头上，呼吸很轻。
我走到厨房门口。母亲背对着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撑着灶台。她的肩膀很僵硬。
“哥，你别急。远儿认识那边的人，让他问问。”她停了一会儿，“好。有消息我打给你。你吃饭了没？”又停了一会儿，“别急。急也没用。身体要紧。”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灶台上，站在那里没动。灶台上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地冒泡，盖子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的。她伸手关了火。
“妈，怎么了？”
她转过身。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
“你表哥。你舅舅家的。在深圳打工那个。”
“林杰？”
“对。你表嫂是伊朗人。你记得吗？”
“记得。在深圳结的婚。我去过。他们有个儿子，四五岁。”
“五岁半。”母亲纠正我，“今年春节，他们回伊朗了。你表嫂家里老人病了。说住两个月就回来。现在——回不来了。”
“为什么？”
“打仗了。伊朗断网了。电话打不通。”
母亲伸手去够灶台上的抹布，攥在手里，又放下了。
“联系不上你表嫂家里。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城市。不知道还活着不。你舅舅急得几天没睡了。”
“哪个城市？”
“库姆。你表嫂是库姆人。”
我走进厨房。灶台两边各放着一口锅。抹布搭在水管上，滴着水。
“妈，我去找。”
她抬起头看着我。
“你刚从伊朗回来。”
“路我熟。人我认识。库姆我去过。”
“打仗呢。”
“打了一个多月了。我不去前线。我去找人。”
她看了我很久。
“你怎么去？骑车？”
我想了想。从北京骑摩托车到伊朗，至少要二十天。表哥一家生死不明，二十天太久了。
“不骑车。坐飞机。”
“飞机能到伊朗？”
“不能直飞。转机。乌鲁木齐——伊斯兰堡——德黑兰。或者乌鲁木齐——迪拜——德黑兰。”
“你认识路？”
“认识。伊朗的路我骑过。这次坐飞机，更快。”
“坐飞机能带着车？”
“不带车。到了伊朗，找车。租一辆。或者买一辆二手的。伊朗摩托车多。”
莎拉从房间里走出来，头发翘着，眼睛眯着。她听到我的话，走到我旁边。
“林远。你要坐飞机去伊朗？”
“坐飞机。快。表哥等不了。”
“你的摩托车呢？”
“留在北京。王先生帮看着。”
“你舍得？”
“找人重要。”
母亲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放在桌上。信封上写着地址，波斯文的，还有一行中文：“伊朗 库姆市 法蒂玛街 侯赛因”。字迹很旧，蓝色圆珠笔写的，有些地方磨糊了。
“你舅舅昨天送来的。这是他儿媳妇家的地址。你到了库姆，找这个人。他儿媳妇的舅舅。叫侯赛因。”
“好。”
莎拉从信封里抽出那张纸条，看了看。
“库姆我去过。法蒂玛街我知道。离圣陵不远。”
母亲看着她。
“莎拉。你也去？”
“去。林远一个人，不行。”
“危险。”
“伊朗我熟。波斯语我会。”
母亲看着莎拉看了很久。
“你们俩，都要回来。”
“好。”
母亲回去做早饭了。莎拉坐在餐桌旁，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林远。你坐过飞机去伊朗吗？”
“没有。上次是骑车从巴基斯坦入境。”
“这次从天上走。看不到那些路了。”
“路在下面。飞过去，还在下面。回来的时候再骑。”
“回来的时候？”
“找到了表哥，带他们回来。坐飞机。人多，骑车不方便。”
她点了点头。
“林远。你舅舅叫什么？”
“林建国。我妈的哥哥。”
“你表哥叫林杰。你表嫂叫法蒂玛。你侄子叫林平。”
“对。”
“五岁半。在伊朗。在打仗。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快。越快越好。”
我拿起手机，开始查航班。石家庄——乌鲁木齐，有直飞。乌鲁木齐——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国际航空。伊斯兰堡——德黑兰，有航班。或者乌鲁木齐——迪拜——德黑兰。
“莎拉，你有巴基斯坦签证吗？”
“没有。中国签证是一年多次。巴基斯坦的过期了。”
“那不能飞伊斯兰堡。飞迪拜。迪拜转德黑兰。阿联酋对中国免签。对美国人也是免签。”
“好。”
我订了两张票。石家庄——乌鲁木齐——迪拜——德黑兰。明天一早从石家庄起飞。后天到德黑兰。
“到了德黑兰，怎么去库姆？”
“租车。大巴。火车。都有。一个多小时。”
“到了库姆，怎么找侯赛因？”
“问路。法蒂玛街。离圣陵不远。”
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银戒指硌着我的手背。
“林远。这次去找人，不是骑车看风景。”
“知道。”
“可能找不到。”
“找得到。”
“找到了，也许不是你想的样子。”
“活着就行。”
母亲端来早餐。小米粥、馒头、咸菜、煮鸡蛋。她把粥碗放在我和莎拉面前，自己没坐下。
“妈，你不吃？”
“不饿。你们吃。”
“吃。吃了才有力气找人。”
她坐下了。三个人围着餐桌喝粥。窗外的天光大亮了。对面楼的空调外机嗡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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