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本昌约郑鸿远见面的地方，在故宫后面的一条老胡同里。
茶馆不大，门脸很窄，不注意看就走过去了。
里面却很深，一进又一进，像一条时间的隧道。
最里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的碎金。
梁本昌坐在树下的石凳上，面前是一张石桌，桌上摆着一壶茶和两只杯子。
郑鸿远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步履从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他推门进来，看见梁本昌，笑了一下：“老梁，怎么约在这儿？这地方我二十年没来了。”
梁本昌没有笑，指了指对面的石凳：“坐。”
郑鸿远坐下，打开折扇，扇了两下，又合上。他看着梁本昌的脸色，笑容慢慢收了起来。“老梁，你有事？”
梁本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石桌上，推到郑鸿远面前。纸上只有一行字“郑鸿远，明永乐青花梅瓶一件，成交价一千二百万。”
郑鸿远盯着那行字，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凝重，从凝重变成苍白。
他伸出手，拿起那张纸，手在微微发抖。
看了很久，久到院子里的蝉叫声都变得刺耳了。
“这是佘长江的账本。”梁本昌说，“平安从泰国带回来的。你的名字在上面，永乐青花梅瓶，一千二百万。老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郑鸿远放下那张纸，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像是在跟自己说些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那件梅瓶，是真的。我看了三遍，确认是真的，才付的钱。”
“我问的不是真假。”梁本昌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我问的是来源。你知道那件梅瓶是从哪儿来的吗？你知道佘长江是什么人吗？”
郑鸿远沉默了。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茶杯上，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着他自己的脸。
那张脸老了，比他感觉的要老得多。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我知道佘长江是做什么的。我也知道那件梅瓶来路不正。”
梁本昌的手指在石桌上敲了两下，嗒嗒的，像心跳。
“老郑，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四十年。一九八四年认识的，在故宫的库房里。你看一件青花瓷，我看一件青花瓷，两个人争了一个下午，谁也不服谁。”
梁本昌的眼眶红了。“四十年。四十年的交情。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容易。从学徒到研究员，从研究员到委员，你花了多少年？三十年。你现在做的事，对得起那三十年吗？”
郑鸿远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他没有擦，就让它流着。
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滴在石桌上，一滴一滴的，像雨水打在石头上。
“老梁，我儿子在国外，做生意亏了，欠了一屁股债。我不能看着他倒下。我得帮他。”
“所以你卖了自己的良心？”
郑鸿远没有说话。他的肩膀在抖，像一座快要崩塌的山。
梁本昌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老郑，自首吧。我陪你去。”
郑鸿远抬起头，看着梁本昌的手，哭得更厉害了。
那双手他握了四十年，第一次握手是在故宫的库房里，两个年轻人，意气风发，说要干一辈子古玩。
四十年后，一只手伸过来，要他自首。
他握住了那只手，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木头。
“老梁，我对不起你。”
梁本昌摇摇头。“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你经手的那些东西，是那些相信你的人。”
郑鸿远自首的消息，在古玩行里炸开了锅。
有人震惊，有人惋惜，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摇头叹息。
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但陈平安没有参与这些议论。他坐在永和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郑鸿远的脸，慈祥的、慢条斯理的、像长辈一样关心他的人。
他想起郑鸿远说过的话“小陈，你以后的路还长。”路还长，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歪了。不是不知道正路在哪儿，而是看见了，不想走。
梁本昌从茶馆回来后，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陈平安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老了很多，眼角的皱纹深了，鬓角的白发多了，眼神里的光也暗了。
“师父，您没事吧？”
梁本昌摇摇头，端起茶杯，发现茶已经凉了，又放下。“平安，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南海一号吗？”
陈平安愣了一下：“不是为了锻炼我的眼力吗？”
“不全是。”梁本昌看着他，“我想让你看看郑鸿远是怎么工作的。他是国内最好的瓷器专家之一，他的眼力、他的学问、他的经验，都是顶级的。我想让你跟他学，不是学鉴定，是学做人。但我没想到……”
他没有说下去。
陈平安在他旁边坐下，没有接话。有些话不需要说，说了反而多余。
夕阳西下，把院子里的石榴树照得金灿灿的。
梁本昌看着那棵石榴树，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平安，做人比做鉴定难。鉴定看的是东西，有标准答案。做人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步都得自己选。选对了，一辈子心安。选错了，一辈子不安。郑鸿远选了错的，他这辈子都不会安了。”
陈平安记住了这句话。
做人比做鉴定难。
但再难，也得选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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