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并不是沿着事件的内在逻辑往前推进的；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和行动，也不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基础之上。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言行的描述，都是为传达某些历史隐秘服务。
我们分别对这两点做出进一步解释。
第一，故事情节不是按照事件的内在逻辑推进的。
这意味着在表面上，故事情节是沿着时间的轨迹往前推进，每一个情节也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等特征，但实际上，情节的时间性特征是由小说文字的线性特征所造成的假象；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它们或者传达不同真实事件，或者传达同一真实事件的不同内容，有的甚至是从不同角度传达同一真实事件的同一内容。
文字的线性特征指文字的信息沿着一条直线排列，读者需要顺着时间顺序从头看到尾才能获得文字的信息。在这条时间轴线上，作家写完一句，读者才能看到一句。你在这一秒，永远不会读到作家下一秒才写下的文字。
例如，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后，第四回宝钗因为要进京选秀也来到了贾府，但实际上这两回交代的是同一个女孩进京一事。作家只是颠倒了事件的时间顺序并将整个事件拆分到了两个不同的女孩身上予以演示罢了。
第五回凤姐带宝玉去宁府赴宴，酒宴之后宝玉在秦可卿房间内做梦梦到了云雨之事；第七回凤姐又带宝玉去了宁府，这次宝玉见到的是秦可卿弟弟秦钟，两个小男孩一见如故，然后俩人进了里间小炕上吃茶。这两个情节实际上是交代同一事件的，那就是作家与富察皇后第一次私情。而这两回的内容都与第二十六回的薛蟠请宝玉喝酒有关系，因为所谓薛蟠宴请，实际上是作家参加了乾隆的酒宴，并在这次酒宴过程中与富察皇后有了私情。
四十三回宝玉好像私自出城去祭奠金钏了，实际上宝玉私自出城是交代作家逃往寺庙信息；宝玉在水仙庵的井台上焚香祭奠，实际上是表达作家闻讯富察皇后遇后的痛苦之情，因此才有宝玉看见洛神之像滴泪之举。而洛神意指富察皇后，作家则通过第五回秦可卿房间和后文一段模仿洛神赋的文字做了交代。
很多红学家认定贾瑞故事出自fengyue宝鉴，然后认定fengyue宝鉴与石头记原来是两本小说，持此论者包括大名鼎鼎的红楼梦协会会长杜春耕先生。专家们之所以看走眼，除了假批语的误导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看到贾瑞故事好像与整部石头记脱节了。
而脱节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两本书造成的，作家哪有什么两本书；脱节正是因为作家设计故事并不考虑情节之间的联系。作家着眼的，是哪个情节可以传达历史隐秘。
贾瑞之死传达的是雍正之死的信息，这与前一回的贾敬寿宴是一回事。作家用贾敬寿宴交代雍正之死信息，包括雍正死前酒宴的地点、参加酒宴的人数等等；贾瑞死后则开始写秦可卿之死，而秦可卿殡礼里也有大量雍正之死的信息。所有的红学家都会发现秦可卿的殡礼太出格，可他们就是不往帝王之死上考虑。
其实岂止贾瑞故事脱节！专家不都将红楼梦主题界定为歌颂爱情或者曹家家族史吗？柳湘莲故事与曹家和爱情何干？贾芸和红玉的私情与这个主题何干？贾芸的舅舅卜世仁连贾府的仆从都不是，作家又何必浪费笔墨呢？刘姥姥讲了一个雪下抽柴故事，作家竟然围绕这个搞笑一样的故事写了半回，这与主题、与曹家家史何干呢？有红学家认定秦钟与宝玉是同性恋，如此低俗的内容作家却写得津津有味，这算什么深刻或者如红学家所言的哲理文化等等呢？
第二，《红楼梦》的人物言行不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不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之上；因为每一个故事场景中的人物行动和对话，都是为了传达与故事场景吻合的历史隐秘。
如第四十回中，贾母等人进了潇湘馆后，刘姥姥一再说黛玉房间是书房、哪个哥儿的书房、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而提到上等书房时，作家写道：“贾母因问：宝玉去哪了？”，作家用人物对话暗示这是宝玉书房而宝玉则是雍正的暗示。
作家通过人物对话演示黛玉房间实际是雍正书房，这一方式在十七回也用过。贾政到了潇湘馆后，感叹说：“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就像刘姥姥提到哥儿书房、比上等书房还好时，作家让贾母“因”问宝玉一样，此处贾政提到书房时，作家写道：“说毕，看着宝玉。”也暗示这是宝玉书房。
在探春房间，作家竟然给这个未出阁的姑娘配上一张拔步床。拔步床在明清时期主要是用作婚床的。这且不说，作家不但特写纱帐上的双绣草虫，而且还借板儿之口予以点醒读者那是昆虫交尾的画面。接下来作家写道：
贾母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说道：“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细些。”正说话，忽一阵风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问“是谁家娶亲呢？这里临街倒近。”
对话中隐藏的信息有二：后廊檐下有梧桐树、这儿临街很近。这儿的“一阵风过”并非实有，目的在于引出贾母听见鼓乐之声；鼓乐之声也非实有，其目的也只是让贾母生出娶亲的联想。娶亲是对小说前文拔步床和双绣草虫等诸多含义的进一步呼应，而由听见鼓乐声又很自然地引出临街的信息。小说叙事如行云流水，而每一个细节都暗藏着幽微深意，作家的艺术功力不能不让人叹服。
作家深藏于探春房间的这些信息在乾隆御诗《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中的“长春仙馆”条目下可以找到线索：御诗序言明确交代长春仙馆“庭径有梧有石，堪供小憩”，贾母提及的梧桐树在这儿；诗歌正文明言“常时问寝地，曩岁读书堂”，原来正是乾隆过去的书房。御诗序言中还交代长春仙馆是“于归时赐居也”。“于归”一词取自《诗经•桃夭》，是婚礼的意思。长春仙馆正是乾隆婚后不久雍正赏赐给他的新婚居所。由此我们会明白作家安排拔步床与双绣草虫的真实用意：带有对乾隆夫妇的讽刺意味。
黛玉房间、探春房间如此，宝钗房间又何尝不是。其他回目中的人物言行又何尝不是。只是解释起来太费笔墨而已。
正因为人物言行并不遵循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所以红学家就无法解释怜香惜玉的宝玉，怎么会脚踢袭人到口吐鲜血的程度。
在红学家眼里，刘姥姥就是个乡下老妇，代表的是下层劳动人民，可作家为啥让黛玉讥笑她是个母蝗虫呢？而且黛玉的讥笑还博得了周围人的喝彩。这不是糟蹋劳动人民吗？如此一来作家情感的进步性在哪儿呢？
还有红学家少有注意的一个小人物秋纹。此人在三十七回的时候，得了贾母赏赐的旧衣服就心花怒放，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个甘为奴才的哈巴狗形象；可到了五十四回，她怎么会说：“管把老太太的茶铞子倒了洗手！”这不是连贾母也不放在眼里了吗？一个哈巴狗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连对最高主子也大不敬了？
正因为人物言行并非建立在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之上，所以，用来传达历史隐秘的人物言行，会给读者造成人物行为怪诞的感觉从而会导致读者怀疑人物的真实性；为了消除这一疑虑，作者天才地想到了一个解释的理由，那就是第二回中关于正邪人物由来的长篇大论。那段看似学究卖弄学问的之乎者也，其实正是作家引诱读者上钩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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