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越来越不像从前的江源了。
以前他天不亮就下塝田，耥稻、薅草、看水口，回来时裤腿沾泥，肩上扛着锄头。
现在他天亮才起，洗把脸就翻开《圣经》，可嘴里念的，全是教会教的“新话”——
饭凉了也不动筷，只说：“主赐的饭，要先谢恩。”
有时一谢就是十几分钟，低着头喃喃不停，说是“祷告时间越长，神就赐福越多”。
谢完恩，又常被叫去聚会，饭都来不及吃完。
这些年来，村里变化大得很。
有人出去打工，挣了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土坯房，盖红砖瓦房。
到2001年，塝塘边一排新屋，家里条件好点的外墙还贴了瓷砖。
王义军家去年装了彩电，二十九寸，摆在堂屋正中，还买了VCD，放《风云雄霸天下》。
中午放学的时候，很多小孩都在他家看。
李婶家开的小卖部，也添了台冰箱，花了一千块，说是“县里家电店清仓价”，冰西瓜、冻汽水，夏天门口总围着人。
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可陈淑云却一天比一天闷。
别人家男人在外挣钱，回家修房买电器；
她男人倒好，不往外跑，也不跟人闲聊，整天嘴里念叨的，全是教会教的话。
虽然塝田里的稻子黄了，他也去割；猪栏里的猪，他也喂。
但其他的收入来源都没有了——他把精力都花在教会里，心里就一个念头：要做个好牧羊人，去寻找那些迷路的羊。
这段时间，江源被教会派去外地传教，家里全靠陈淑云一个人撑着：喂猪、耥田、洗衣、做饭。
夜里点灯缝勇勇的书包带子，听见隔壁老杨家传来唱诗声——不是电视里的歌，是他自己在练新编的“灵歌”，调子怪得很。
她没吭声。
好的一点是江勇敢没再去过教会。
自打陈淑云说了那句“你要是还信教，把勇勇带废了，我们就离婚”，江源再不敢提带孩子去。
可家里还是变了。
江源吃饭前要祷告，睡觉前要背“新启示”。
有回江勇敢半夜肚子疼，不敢说，怕他们见面又吵架，所以第二天尿床了。
他皱着眉说：“这是魔鬼在你身上作工，明天得禁食认罪。”
陈淑云一把抱过孩子，冲他吼：
“孩子尿个床，就是魔鬼作工？你小时候就没尿过床？！”
江勇敢开始学着父亲的样子，吃饭前闭眼嘀咕：“神大能……”
陈淑云立刻打断：“吃饭就吃饭，不许念那些！”
孩子吓得缩手，碗差点打翻。
一天傍晚，陈淑云在塝塘边洗衣服，碰上隔壁李婶。
李婶一边捶打衣服，一边说：
“你听说没？村里江燕勤去北京打官司呢！”
“江燕勤？她不是在镇上读高中？”
“就是她！为啥去告状呢？”她停了一下，又愤愤不平地接着说，“因为她考了522分，没上北大，而北京的人考四百多分就去了！她和另外两个同学觉得不公，就去告状了。”
陈淑云没吭声，只低头搓着江勇敢的衣领。
泥点子混着皂角沫，在水里打了个旋，沉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太不公平了，江燕勤……她娘该多心疼。”
李婶叹口气：“可不是？拼死供个高中生，结果连大学门都没摸着。”
陈淑云没再说话，把衣服拧干，转身走了。
几天后，李婶又在塝塘边碰上陈淑云，压低声音说：
“听说没？江燕勤她们那事，闹大了！北京的报纸、电视都登了，说高考不公平。”
“后来呢？”
“后来啊，上面好像怕了。有人说，明年起北京自己出考题，不跟咱们用一张卷子了！”
李婶搓着衣服，叹道：“唉，要不是这几个女娃豁出去告，谁管咱们农村伢子死活？”
她停了停，声音更低了：“以前我们村其实也出过一个北大的，是我男人的侄子，叫江治兵。可惜，他去北京上了两年学就……没了。当时还是县里的领导亲自送骨灰回来的。”
“听说江燕勤这次去北京告状的时候，不知从哪儿翻到一张旧报纸，上面登着治兵的事……”
李婶左右张望，压低嗓音：“她就瞄了一眼，手立马抖了，赶紧合上。后来有人问她看见啥了，她只说：‘徐勤先是个好人。’再往下问，她死活不开口，好像真说了，就能要她的命一样。”
陈淑云没说话，只把江勇敢的衣角叠了又叠，折得整整齐齐。
嘴里轻声嘟囔着：“就算北京的报纸、电视都登了，又怎么样？换汤不换药罢了。”
回家路上，她路过村口小卖部。
电视正放着新闻，画面里是北京的大学校门，记者说着“教育公平”。
几个孩子围在柜台前，眼睛盯着屏幕，手里攥着辣条。
她站了一瞬，没进去，转身往家走。
新屋一栋接一栋，彩电一台比一台大，
可她的日子，却像那件洗了又洗的旧褂子，
越搓越薄，越薄越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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