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第无数次把“暂停服务”的木牌摆回窗口时，进站口的广播突然响了。女播报员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念着一串早已停运的车次，像从旧磁带里飘出来的。
“徐师傅，还不收摊啊？”打扫卫生的张婶拖着拖把经过，拖把上的水珠滴在水泥地上，晕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这都快午夜了，最后一班车早走了。”
老徐没抬头。他正在清点寄存柜里的东西——第三排第二个柜子里的蓝布包，第七排最后一个柜子里的铁皮饭盒，还有最底层那个永远锁着的黑色行李箱。这些东西的主人，都像被站台的风刮走了一样，再也没回来取。
寄存处的墙上挂着个老式挂钟，钟摆晃得很慢，每一声“滴答”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老徐记得，十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飘着雨的夜晚，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把那个黑色行李箱放在他面前，说：“存三天，等我回来取。”
她的指甲涂着亮红色的指甲油，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老徐接过箱子时，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冰凉，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三天后，晚上八点。”女人笑了笑，眼角有颗小小的痣，“麻烦您多留意。”
可三天后，女人没来。老徐等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一班火车进站，也没等来那个红裙子的身影。后来他才听说，那趟本该载着女人回来的火车，在半路出了轨，连带着铁轨旁的信号塔，一起烧成了灰。
从那以后，寄存处就总有些怪事。
比如那个蓝布包，明明记得里面装着件小孩的棉袄，第二天打开，却变成了一沓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对着镜头笑，背景是早已拆除的老站台。又比如那个铁皮饭盒，锁得好好的，却总能在半夜闻到里面飘出红烧肉的香味，像极了张婶的手艺。
“又在想那个红裙子？”张婶把拖把靠在墙角，从口袋里掏出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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