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秋天我都在上海和含山县两地跑，说来也巧，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老家就是含山县的。于是我每周末我都要去一趟含山县，胸有成竹地去找一个人父亲常常念叨的那个人。
含山县其实很小，下了火车，我只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父亲提供的藏在他肚子里三十年的地址：青山公社高臼窝村九组。我带着极强的目的站在了这个父亲常常念叨的叫含山县下叫高臼窝村的土地上，眼前的荒芜是我没想到的，下午的村庄异常地安静，偶尔有鸡们鸭们走过，也是不吭不哈地悄无声息。我知道，这就是她当年嫁人生子的地方，跟着父亲远走他乡背后的村庄。
我这次来这里，有了同事老家当村官的同学帮助，很快找到了他们一家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我颇感意外地望着那四五间满目疮痍的瓦房，我想，1980年的父亲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住在这里，在那时的农村绝对算得上大富了，难怪父亲一待就是好多年，这么多年了还念念不忘的。
秋天的皖南，屋里比外边冷。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冷，这是一种浸入骨髓里的阴冷。我是在这种阴冷中长大的，可我在这家的阴冷中，却感到一种隔阂。
他们家隔壁还居住着一位老大爷，我过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他坐在他自家的院墙根那里晒太阳。他也看见我了，他是瞪着一双无比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我一下子有一种被他洞穿的感觉。在这样一双被岁月燃烧得很久的老眼下，你想深藏什么恐怕都是徒劳的。
我在这么阴冷的屋子里，是待不长的。屋子里的空气很差，是那种常年不住人、沿着强烈的光线都看不见有颗粒似的东西在周围漂浮着，缺少真实性，这是缺少流动的空气的结果。我不得不调整呼吸，我讨厌这种气味，讨厌这些屋子。
我走出那间阴冷的屋子，看见那个老大爷还在墙根那里坐着，他看见我出来，他的眼睛又抓住了我。他的确很老了，老得随时都要倒下去的可能。我猜他比我父亲大，得有九十岁了，或许还要老。他的模样，他的神情，让我立马想到了父亲，岁月在他们身上已驻扎得年深日久。
我问同事的同学，他是不是村里的五保老人。同事的同学听我这么说，脸上惊现了藏不住的惊讶，他说，哟，你这么神，你怎知道他是五保老人的？我听他这么说话，站在他边上抿着嘴乐，我既不点头承认，也不要摇头否认，算是一种默认吧。怎么说他都是同事的同学，实在不能把自家的事向他袒露太多，一来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带到以后的工作中去，二来这些尘封了几十年的上代人的事情，我亦没有权利就这么轻易发表了。
同事的同学上前同那个老大爷打个招呼，说的好像是他们村里的村长被人捣下台了，他们还说了几个名字，好像说这些人的五保要拿掉了。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我走上前，站在这个老人面前，我的心不知不觉地提了起来。我把我自己小心翼翼地介绍出去，我怕他耳朵听不清，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当老人抬起鸟爪一样无肉干巴的手做向下压的手势时，我才明白，眼前这个老人耳聪目明，我根本不用在这些上面迁就他，这一点，他和父亲也是一样的。
我父亲常说的那个吊丝窑，我近乎讨好地对老人说了。老人瞪着两支深陷的眼睛望着我，对我的讨好视而不见，这让我觉得很没趣，一种难为情的感觉在冲击着我。我甚至有点恨眼前这位不动声色的让我难为情的老人了。
我又一想，老人虽然耳聪目明，但不代表他的记性还能一如既往地好，毕竟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当地人也不能一时半会儿就想起来了，也要能成功打开记忆的闸门才行。
正不知如何是好，老人突然问我：你来干什么？老人的喉咙里有痰鸣音，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模糊，含山县的话和我们县的话有点出入，但我是能听懂，听清的。并且，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在这样一位洞若观火的老人面前，一切的聪明和遮掩都是无济于事的。老人活到他们这种岁数，漫长的生活历练使他们都炉火纯青，已经不需要任何多余的铺垫了。父亲现在什么也不缺，缺的是时间，来日方长的时间，眼前的老人也是如此。
搞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喜欢一针见血，复杂简单化也算是我的特长。
我问：大爷，您还记得村里有一户人家开过烧砖窑吗？那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早早死了，大媳妇叫王丛英。老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我补充道：三十五年前，我父亲在这里住过。
这时，我已经不在意身旁还有一个同事的同学了，可眼前的老人脸上继续不动声色，只有一进一出的呼吸伴随着他。望着他一派沧桑不言不语的老脸，失望在我心里一寸一寸地堆积。我想，时间太久了，他人太老了，恐怕他记忆的闸门已经锈迹斑斑了，我要一无所获了。
我差不多要走了，老人突然开口了，老人说，老高家的吊丝窑早荒废了，都成了他娘的四害的天下了。王丛英？我知道她，她后来跟人走了，那个人就是你大大吧？我还记得你大大叫小和尚，是不是啊？
父亲的这个小名，我已经好多年没听人提起了，第一次听村里人说父亲的小名是叫小和尚，不知道怎么了，我的心特别的难受，觉得父亲好可怜好可怜。眼前这个老人好像看穿了我的内心，他眼睛盯着继续说，那个时候，你大大跟我玩得好，我们都是老绝户，能讲到一块，你大大回去了就再没有来过了。
我不计较老人说父亲是个老绝户，我问，那您知道这家人都去哪里了吗？老人瞪着一双干枯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等我回答。他这幅本末倒置的样子令我暗暗着急，我看着满目疮痍的老房子想，房子都这么老了，更何况是人呢，老得都有点糊涂了。
慢慢地，我在眼前这个很老的老人眼里，读懂了一种叫做沧海桑田的东西，他的沧桑和父亲的不一样。突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在我心里弥漫开，我知道，结果不好，一定不好。
我再次等着老人开腔，等着那个不好的结果。等了好久，老人才开口说话，老人说话的声音异常地平静，想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
“你大大回去后，老高家的几个孙子也走了。没几年，老高脑溢血死了，也是那年，王丛英两个叔伯伯怎么都烧不出来砖，弟兄俩爬进去看看，听说见鬼了，爬进去怎么也拽不出来了，快三十年了，他们家下代一个人也没回来过。”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在那么一个温暖的下午，站在那些满是疮痍的屋子前，我被这样一个结果吓住了。
我长久地一言不发，同样坐在墙根的老人也一言不发。
那种熟悉的阴冷侵入我的肌肤，进入我流动的血液里，我听见我血液破碎上冻的声音。我感到冷，一种透彻心扉的寒冷。
我又一次走进那满目疮痍的屋子里，那种年久不动的空气在轻抚着我的脸颊，使我有一种很复杂很诡异的温暖。我似乎适应了这间父亲曾经待过的屋子，适应了这种发霉的气味。这是一种浓缩了岁月的气味，是形形色色人的气味。在这种气味里，我似乎嗅到了她的气味，这是一种有着虽没有血缘但很亲近的亲人气味。
老人似乎还有话要说给我听，又似乎是在哪儿自言自语。老人用空洞的嘴巴和我旁边的年轻的村干部说：找什么找！找来找去还不都是一些马虎事！
下午三点钟，我坐着同事的同学的桑塔纳公办的小车子离开高臼窝，在汽车拖起的尘埃中，我看见那位老人站了起来，一手扶着破败的山墙，一手遮住沧桑的额头，如一幅传统的中国剪纸。
在含山县城住了一个晚上，早上七点钟就坐上了回城的顺风车，我关了手机，我在想老人那双洞察人心的深邃的眼睛，不经意地就捅开了那有三十多年了的秘密。我恍然间发现父亲心心念念地要找她，其实不是思念，真就简单地让她看看当年的爷俩还活着，好好地活着。父亲这些年来，也是靠着一口气撑到现在，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人才有的最质朴最高尚最简单的品质。
我心里头一热，眼里不知不觉就湿了起来。
已经是深秋了，正是秋风扫落叶的季节，马路上到处都是树的叶子，各种各样各型各色的叶子。这些叶子，有的已经黄了，该落了；有的干脆还是绿的，也落了。这些各种各样黄的绿的叶子们，拥挤在马路上，任往来的车辆一次一次地碾压，而毫无办法。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含山去打听她的消息，没打听到，刚好跟着回来的车子先到了苏州，大姐开着她白色的奔驰接上我跑在市区的柏油马路上。 我坐在副驾驶上，只能看见大姐的半张脸，这半张脸也是沉静的，甚至沉静得有些忧郁。和车外的深秋的景色相互辉映，冷得人心烦意乱。越是如此，我就不大再敢去看大姐那忧郁的半张脸了。
手机突然在车上有了动静，我很轻松地拿了起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大姐，是二姐打来的电话，大姐说接，立马手机里传来了哭泣声，是二姐的哭泣声。我的心马上就缩成了一团，我身子也跟着抖了一下，紧接着是全身开始发冷，我问二姐发生什么事情了，二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说我不能生孩子了。”
大姐歪着头，找听筒，说：“先别哭，你让妹夫带着你去上海的大医院看看。”
二姐在电话那头根本听不进去，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二姐哭了，不知道怎么了，她一哭，我眼睛也跟着红了。我们都等二姐哭得差不多了，二姐才反应过来问：“刚才是三妹的声音吗？”
“是，是三妹，她从外地回来，刚好离我近，我接她上我家去。”
“那你们在开车？”
“大姐在开车，我在坐车。”
“那你们先开车，到了家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后，我和大姐面面相觑，大姐的脸上不出所料地泛着一层晚秋的寒霜，这迟来的寒霜还是让我看见了。 “大姐？”
“我听着呢，你想问什么？”
“二姐……二姐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
“你二姐的身体一直不好，她虽然生过孩子，但那也是六年前的事了。她对硅胶过敏，六年的环一摘，你动脑子想想啊，你二姐夫今年过完年有四十了，他们想再生个孩子，看来也不简单。回去我给你二姐打个电话让他们来上海的大医院看看，黄玲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情况，来上海看好了。”
“二姐真可怜。”
“是啊，不容易。”
我想笑的，我想给大姐一个笑的，可展开笑容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车轱辘可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不管我的眼泪，照样呼呼隆隆地跑得飞快。随着目的地的临近，我的心更狂跳不止。大姐的车轱辘像碾着我的心在跑，把我的心脏碾成一张纸片，轻得在胸腔里都快待不住了，一个劲地往喉咙里瓢，我都有点喘不上来气了。
终于到了，终于两手空空地从含山来到苏州大姐的家里，往沙发上一躺，连擦把脸的劲都没有了。就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某个部位长了翅膀，可以飞起来，向湛蓝湛蓝的天空上，一颗很高很高的氢气球一样，飞得轻盈，飞得缥缈。
我把要找什么人和大姐说了，那个人和我家什么关系也和大姐说了，大姐脸上本就不多的笑意隐退，越发显出脸上红得专一。我问大姐是不是以为我在说故事呢？真的不是故事，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个人对父亲很重要，对我应该也很重要，我现在去找到她只是想和她说一句话，替父亲说一句话：你看，我一个人也能把伢养活大了！
大姐是听我把话说完了，才叹了一口气，好像有些害怕，她解释：“还好你没跟着去，你要是去了北京，我们怕是一辈子都见不着面了。”
“我要是跟着那个妈妈去了北京，说不定我要从北京回来找我爸和你们了。”
“那你还去含山找她吗？”
“不找了，找不到了吧。可能真像我爸说那样，她早就不在了。他们好多年不回含山了，亲房都不在村里了，村里的人也找不到他们，消息就这么断了。”
“那就不找了，找来找去都是个麻烦。”
“我不怕麻烦，我就怕我爸心里头一直藏着这事。我每天看见他起床就坐在家门口，一坐就是一个上午，眼睛一直望着一个方向看，那个方向好像有他要找的人。”我看大姐接不上来，我又说：“大姐，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命，命中注定要对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无法抗拒的。”
大姐并不回答，关于命中注定的事情她说不清楚，谁都说不清楚。
“大姐？”
“嗯。”
“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周其英。”
快一年了，我连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既然说到了她们这代母亲身上，于是，我想知道这位母亲尊姓大名。好在大姐不计较我的后知后觉，好在我可以拿我是妹妹当个幌子遮掩一下，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似乎也不是多严重的事件。
“周其英”这个名字让我想起另外两个女人的名字，“王丛英”和“周洁英”。一个是抚养三年又离我远去的女人，一个是突如其来的陌生女人，最后被我赶走的女人。她们出现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给我带了不同的感悟，相同的却是对她们三个人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说不上来的滋味。我试着猜，我想这就是百感交集吧！
那天，我说了很多我家的事情，而且是我乐意说的。以前没有人听我心里的话，朋友不行，同事不行，父亲更是不行。大姐比我大好几岁，我们认识不久，她既可以是陌生人，又可以是亲人，我的事说给她听没有后顾之忧。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搁在我心里二十多年了，我没人可说，终于有一人好好聆听我家的事，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真像插上了翅膀，出了门，就能飞到天上去。
大姐是个厚道的人，为了公平起见吧。大姐那天也说了她家的事情，她说起她小时候跟着她妈妈一块去合肥要饭的经历，又说了她妈妈偏心小妹，要回来的饭都给小妹吃，她没得吃。我记得，小妹也和我说过她妈妈偏心大姐，大姐小时候能穿新衣服新鞋子，还可以骑在爸爸的头上撒娇，她只能床上活动，就算拉屎撒尿也没人管，简直就像个阿富汗的难民小孩一样。
她们说得都不对，她们的妈妈其实真的真的真的很爱她们！
父亲自从土地上“退休”下来后，他的思想也跟着停止不前了。他像是将剩余的生命全部拿来回忆过去一样，他紧紧地抓着过去那些人那些事不放手，是生怕一天不提起他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我不瞒着父亲，我把含山那边的情况有些保留地和父亲说了，父亲太老了，有些人有些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再翻出来没什么意义。再说了，父亲这些年除了念叨她，其他人他并不曾提起过，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样的消息也给带出来。
我注意到，父亲听完含山县那边的消息，父亲嘴上说的还是那些老套话，找什么找，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找的。最后那个让父亲有些刻骨铭心的女人占了上风，父亲还是忍不住搓着两只枯瘦的手，讪讪地问我，你说她是不是真的死了？我受不了父亲这样问我，想着不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干脆对他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和死了也差不多。
父亲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把身子往后一靠，像一直都在等我郑重其事地通知他，指点他什么似的。我这么一个干脆，仿佛印证了藏在他心里多少年的印证，也破碎了他多少年的念想。
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父亲，这下算是彻底绝望了，我敏感地看见父亲的脸涨得红彤彤的，有些不忍心。
我接着问父亲：她不是有孩子吗？他们怎么不知道来联系我们？他们找我们比我们找他们容易多了。父亲莫名其妙生起气来，他口气粗暴地反问我：空话！我死了你还会跟老家联系吗？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不会跟老家有过多的联系，老家人亦不会大小事都通知我这个丫头。我又问：爸爸，你还想找她的孩子吗?父亲叹了口长气，很无奈地说，算了算了，不找了，老的都死了，还找什么。
父亲沉默了，我也不得不沉默。屋里很静，很静，静得可以听见肿了嘴的蚊子嗡嗡嗡地找不方向在耳边转悠，静得可以听见父亲心里的声音，这种沉默对我家来说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质量，有的只有一派苍凉无奈。
父亲两只枯瘦的手按在椅子帮手上艰难地起身了，摇摇晃晃地向他那间漆黑独孤的房间走去，很快，他那间漆黑的房间传来了样板戏的声音，说的正是沙家浜。
电话铃响，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不看，也不接。铃声响着，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响着。铃声尖厉，刺扎着我的心。有泪水从眼睛里溢出来，滑过风尘仆仆的面颊，流进嘴里，是咸的，流进耳朵里，冰凉的。
更年期是得寸进尺的，甚至是不知好歹的。她是不分时辰地折腾着大姐，不是说身上凉了，就是说牙齿凉了，要么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黑白颠倒起来，白天呼呼大睡，晚上来了精神就摸到大姐的房间：“露啊，小强什么时候来带我回家？”
大姐夫是理智而清醒的，他也许会伤人，但他绝对不会害人。大姐夫恰巧又是厚道有德行的人，否则，是形成不了两好凑一好的大好局面的。当初小妹因工作调动不能继续带着母亲了，大姐若没有大姐夫的支持，他们的母亲想要跟着大姐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姐夫是个对外人尚且慷慨大方的人，对自己的老丈母娘更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眼。他不是不懂她的不易，骨肉分离之痛，爱人背叛之恨。大姐夫能做的就是沉默，这对大姐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
只不过到了第十天，大姐夫还是担心自己睡不好白天操作机器要出事，干脆搬了出去，住在工厂的办公室的沙发上。涵涵是个好孩子，孩子就是孩子，没有沉重的心思。我有时就在想涵涵的听力是不是还在发育，晚上睡着了就睡着了，多大的说话声也赶不走她身上的瞌睡虫，照样睡得很香很香，偶尔她那张小床还能传来甜甜的笑，轻轻地说话声。
自从强出了格，严重得出格，大姐恨铁不成钢的悲痛是显而易见的。整天都是唉声叹气的，没办法，强十几岁出来讨生活就跟着大姐，去年才没住在一块。如今，这个兄弟成了这样，大姐除了悲痛还有一种自认为的重大失责，好像强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大姐的原因，就该大姐承担这全部后果，不只是大姐这么想，大姐的父母也会这么想。没几天，她不厚的嘴角起了大泡，一边一个，对称地悲痛着。
更年期和强的离经叛道像两座大山一样朝着一位母亲砸来，起泡显然已经不能够抵消什么了，她好像自杀了。
那是我从大姐家离开后的第二天发生的事，那天，家里没人，大姐下了班接上了涵涵一块回家，大姐夫还是继续睡在厂子里，白天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的反应是迟缓的，那天强在大姐家出格的一幕，她没看见，但他那天没有抓到儿子的手，又听见大姐的怒吼和咆哮。强的离开是不拖泥带水的，他的一下子的消失，似乎将母亲生命中什么东西一起带走了。
大姐和涵涵一前一后走近家里，映入娘俩眼帘的是怎样的情形，是满脸血的外婆和母亲躺在厨房的地上，大姐起先以为母亲滑了一跤，她刚要上前脚下一滑，大姐低头看见地上好几处的血有凝固的迹象，大姐才想到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母亲是拿头在地上砸的。对于一个失明的女人来说，想要完成自尽谈何容易，在保证不伤害其他无辜生命的前提下，拿头撞地对她来讲还是轻而易举的。大姐惊慌失措地交代涵涵打电话叫厂子里的爸爸让他赶紧回家。母亲的脑门上还溢着红色，脸下已经湿了一大片。母亲的表情很痛苦，大口大口的气在向外吐，大姐吓得都不敢去碰自己的母亲了。
最后母亲在她的女儿女婿孙女二牛他们七手八脚忙活下总算及时赶到医院，医院的医生不知道母亲是自杀，以为是家里子女不孝把双眼五路的老娘扔在家里才出了意外，大姐不辩解，自杀未遂和意外，大姐更愿意接受倒在血泊下的母亲是意外。护士给母亲做了止血包扎，说是等醒了就可以回家了，还对着两个不肖子交代回家伤口不要沾水注意饮食，医生最后还不忘补了一句：你们做子女的不要整天为了赚钱，老人都不管了，你们再这样，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大姐带着母亲从医院回到家后才告诉的我们，大姐的告知是经过挑挑拣拣的，像是和大姐关系不好的，大姐讨厌的，看大姐笑话的，这些都得瞒得死死的。一番过滤下来，大姐就告诉了我、小妹、还有他们远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的父亲，二姐既不是和大姐关系不好的人，也不是大姐讨厌的人，恰恰是大姐觉得最亏欠的人，自杀又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本来平时就缺少联系，好不容易联系一次，别的话先顾不上说，张口就有事！就这么冷不丁地就说母亲自杀了，好像是跟人讨要什么东西似的，好像姊妹间除了有事就没别的值得客套的了！
大姐的父母亲已经分开好些年了，按理说母亲的自杀和他们的父亲没多大关系，母亲和他是没有关系了，可大姐还是他的女儿呀，大姐那种情况联系她的父亲，我想纯粹地就是女儿心里对父亲那份依恋。那一刻，我想大姐才突然意识到除了要依靠自己的丈夫，不排除她心里依旧对那不管不顾不闻不问自己孩子的父亲的那份纯纯的依赖，父母毕竟父母，再怎么独立的大姐其实跟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她平时没有注意和体会罢了。
那天，我推开大姐母亲睡觉房间的门，看见她睡得很香很香，像个不谙世事的婴儿，我看了好久，我看见她脑门上还有退不下去的颜色，像是有些红肿，又像是青紫色，又好像是脏的，总之，令人不忍目睹。
她瘦了，瘦了好多，我一经注意，心脏马上收缩起来，竟然隐隐作痛起来。我原本不相信我的心疼不会真的为她，这一刻，我不得不信了。
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退了出来，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房间，涵涵在写作业，大姐夫还是往常那样在工厂里，可以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至少三百多天吃在厂里睡在厂里。大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像是在等什么人，我走近才发现大姐等的人是我，她拿手在她屁股旁边的沙发上拍了一拍，示意我坐在她旁边，好像有话和我说。
我刚坐下，大姐就转身伸手在她背后取出一个泛黄的牛皮纸袋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接过大姐手里的纸袋。我拿手先是捏了捏，又抖了抖，才打开已经泛黄的纸袋，我赫然看见一件淡绿色的毛茸茸的小衣裳，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那是被岁月浸得有些泛黄的毛衣在我的手上窸窣着发抖，倏然沉了起来。
大姐说这是前两天她妈妈交给她让她见到我一定要交给我的，还说这是我出生前，她亲手给我织的，颜色一定要是绿颜色。二十多年前，我从妈妈的子 宫里出来的时候，穿的第一件衣裳就是这一件吗？大姐回答不了我，父亲说过他捡到我的时候，我身上的脐带还在，可见扔掉我是一件多么急迫的事。时隔二十多年，这件小衣裳总算落到我手上了。
我用双手捧着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绿颜色的毛衣，我把脸贴在上面，把脸埋进那件毛衣里，毛茸茸扎在脸上，很舒服，像小时候父亲没刮胡子的脸。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钻入我的鼻孔。这味很好闻，是很女性化的味道，有点像别人家妈妈打开衣柜散发出的那股味道。
我心里很感动，也非常温暖，眼睛不由得潮了起来。我第二次推开那扇门，就不管不顾地坐到了她床沿上，手也不知不觉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一下子就把我的手攥紧了，似乎是用尽她全身的力气。我看见她眼睛还继续关闭着，两个鼻翼在均匀地出着气，若不是大姐站在我身后，我一定会脱了鞋子躺在她边上。
24年前，当我从她身旁被抱走的时候，她是不是也是这样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什么话也不说，就这么攥着，紧紧地攥着。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淌下，一刻不停地淌着……
“三妹，你看，你快看！咱妈在流泪！”身后的大姐在提醒我。
我抬起头，透过泪眼望过去，模模糊糊中，我清晰地看见，顺着她的眼角，有汩汩的泪，在缓慢地流着……
“妈，妈妈，你醒一醒，你摸摸，是你的三女儿来看你了，我把你的东西交给她了，她来了。” 大姐的眼里的泪，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像断了线的珠子，立刻就泪流满面了。
我趴在她肚子上，很温暖，我把脸贴在她的手背上，竭力地控制着、忍着。我压抑着内心的洪水猛兽，依然没控制住，突然就泪如雨下了，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的眼泪，汩汩地往外涌。她另外一只手在摸我的头发，小心翼翼地，像在摸一块稀世珍宝。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身去洗把脸。我的手刚要抽出来，那只紧紧地攥着的老手，像怕我跑掉似的，一下子又攥紧了。这无声的一攥，让我刚刚止住的眼泪又淌了下来。这一刻，我彻底地原谅了她。所有的怨恨，在这一刻，全部都烟消云散了……
那一刻，我对母亲所有的怀念，似乎都涌了上来。我定定地望着大姐的母亲，与她渐渐变的深情起来的‘老眼’久久地对视着。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下来，顺着她瘦了许多的、憔悴着的脸，缓缓地、源源不断地流了下来……
我望着她的泪眼，如坠云雾之中。突然，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在我生命中出现过又离开的女人，一个半途抛弃我，一个被我赶走，无论哪个都是我，有的伤害是无心的，有的是有心的，有一种恶有恶报的感觉。这种联想令我难过，并无地自容，我忽然很厌恶自己，不愿意正视自己。
我坐在她的床上，看着她异常坚毅的眼神在找我，恍惚间，我有一种家的感觉，她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女儿，我们从未分离过。这个念头一出现，我心里就像爬上了一只蚂蚁，蚂蚁在我的砰砰跳动的心上，慢慢地但却坚定地爬着，令我感到心里又麻又痒的，还挺舒服，挺好受的。
最近，我的眼睛好像进入了雨季，泪水特别多。有好几次，竟然在睡梦中哭醒了，我擦着脸上的泪水，回忆着梦中的情形，好像也没做什么让我特别难过的梦，可这眼泪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现在，此刻，眼泪又一次不请自来。泪眼模糊中，她像是在漫天飞舞的雪天里，我想看清楚一点，看一看她是不是真的冷漠，我的眼睛一动，泪水更是止不住滚滚而下，她愈发模糊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突然，我很清楚自己喊了她一声妈，谢天谢地，我终于喊了出来。这声“妈妈！”穿透了二十多年的时空，把那个已走得好远好远的女人又叫得回过头来，她冲着泪流满满的我璀璨一笑，那笑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切又感伤，令我痛彻心扉。
我知道她听得见，耳朵平时可以收敛起来，这个时候她是做不到再收敛起来的。她笑了，笑得很满足，也笑得很幸福，但她说出来的话，却跟她脸上的表情很不般配，她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一样，她好像很累，脸上毛茸茸的汗毛顶着一层雾珠一般的汗珠，嘴巴里有痰吐不干净：“你以后要多陪陪你爸爸，我这里你往后少来，我有你大姐、有你四妹、有你兄弟。”
我转身疑惑地望着大姐，大姐有些哭红的眼睛不看我的眼睛，目光闪烁不定，但她愈是这样，愈是令我难受难忍，如芒在背。大姐看穿我了，她只好说了：“她觉得对不起你，一天都没养过你，她说她要是看得见，她一定好好做你几天妈妈，她想给你洗衣服做饭，她想看见幸福地笑，难过地哭，困了要睡......她想看见你现在长成什么模样了，现在她眼睛看不见，脑子也跟着糊涂了，再来家里的这些腌臜事让你难过了。她和我说了，你以后不要在她身上费心力，有一天，她死了，你只要送送她就行了。”
大姐说完老了，我回头一看，她竟然睡着了。
这是体力不支的原因吧？体力不支，精神也就不够了，说不了几句话，就累了，不知不觉就能睡着了。我是怕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她等了这多年，到头来还是她自己放弃了，自愿沉入了万丈深渊。
转眼要过春节了，一个新的春天即将开始。
我听她的话，没再去看她了，自然而然和大姐那边的人联系就少了，偶尔想起来他们，要么是一个电话，要么上网找他们，顶多三言两语就没话可说了。
这天下午，我正要打电话给大姐，问她元旦放假干嘛去，大姐的电话这时进来了，大姐在电话说星期天会来我家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告。我就明白这事不小，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当面说也不一定就能解决，这事看来多少与我有点关系，于是，我开始惴惴不安地等待星期天，等着大姐。
星期天上午十点钟，大姐从车上下来看见我了，并不和我说话，径直地往后备箱走去，不一会儿功夫大包小包地，像是水果、牛奶、奶粉就抬满一饭桌，大姐最后一次空着手走进来，我才注意到眼前的大姐，才两个月不见，我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姐两个月前的长头发已经不见了，齐肩的发型仿佛更合适大姐，英姿飒爽是两个月不见立竿见影的效果。
父亲知道大姐今天要来，特地留在家等她，他的老朋友们都来几趟喊他一块去河边的八角亭看人下象棋，都让他给打发走了，说是大女儿今天要来看他，他今天哪里都不去。父亲已经把大姐看作自己大女儿了，所以父亲在看见大姐过来带了这么多东西，父亲就真的摆起了长辈的架子，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大姐不该花钱买这么多东西，还强调下次再来就要空着手，否则他真是要反眼的。
这话对大姐不太受用，大姐上次过来这样的，嘴上说一套做起来又是一套，我不想在这事上耗费我们的时间，就一本正经地说父亲，好了，你也看见大姐了，你可以出去找你的朋友们去玩了，我知道你在家待不住。父亲咯咯咯笑了，笑得像外面的阳光一样灿烂，他知道他的任务完成了，大姐在一旁鼓励他老人家，他才好顺水推舟心满意足地朝外面走去。
父亲走后，屋里一下子就安静了，我在等大姐开口，大姐好像也不着急说前两天说的要事。大姐窝坐在父亲常坐的藤椅里晃了起来，好像很享受，看得出大姐心情不错，我就问大姐：“大姐，你过来不是就为了享受父亲的专座吧？”
“我要是说是呢？”
“我不信。”
“那你信什么？”
“我什么都不信。好了，别卖关子了，你来要说什么事？是你妈妈的还是你弟弟的事情？”
“哟，撇得这么干净嘛？他们不是你妈你弟吗？
“是也是，不是也不是。好了好了，赶紧说重点吧!”
“三妹，我要去找五妹，真的！”大姐说这话时，脸上呈现出坚毅，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坚毅。 我这才注意到大姐眼睛里的血丝，明白她的坚毅是好几个晚上没睡好的胜利果实。 我下意识替大姐张开嘴打了个哈欠，显出一种漫不经心。问大姐： “你怎么找？”
“我明天就去合肥找五妹！我把假请到了过年后。”
“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早就该想好了，与你与二姐，我真的做错了，不该让你二姐来找我们的，所以，五妹，我一定要找到她。”
“大姐，真的，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我现在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我也不想改变你的决定，一些事情必须要去做，我也认为你该去做，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只要是做了就问心无愧。”
说完，我的眼眶有些发热，我忍了又忍，终于把眼眶里的泪水给忍了回去，可再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了。
大姐已经关闭眼睛躺回了父亲的藤椅里，像是睡着了，我知道她是装的，这种话题一向是沉重的，越说越沉重，很容易动摇她的决心。藤椅已经在她身体下摇摇晃晃了好长时间，我以为它会慢慢地停下来的，谁知道它却在即将停下那一瞬间，大姐把屁股特别地拧动了一番，藤椅在她的身体下更加疯狂地摇晃了起来。
我知道五妹在合肥，我也知道二姐或许知道五妹在哪里。我试着在心里喊了一声“五妹，你好”，竟然把自己喊得热泪盈眶了。
此刻，我的脑子是麻木的，我似乎并没有想到什么，眼睛里这止不住的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我的心明明也是麻木的，好像也没什么痛苦和难过的感觉，可这常流不息的泪水，又是为谁而流的呢？
我把大姐晃了晃，问她：找完五妹，涵涵是不是该有弟弟或妹妹了？
大姐并不马上睁眼，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神里的东西做不了假，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姐的眼神突变肯定不是五妹的事情，那么涵涵的什么事情会让大姐有这种眼神，一种很不好的眼神，我的心狂跳不止，好像涵涵是我的女儿似的。
大姐说：“我女儿上户口的时候就办了独生子女证。”
我特别好奇，大姐就一个女儿，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要求，大姐完全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一想到大姐刚才的眼神，我忍不住要问清楚：“你这独生子女证不会是背着大姐夫偷摸办的吧？”我看见大姐摇头了，我继续问：“那你一定不会为了一个月几块钱，就剥夺了你女儿享受兄弟姐妹快乐的权利，狠心买断了女儿终身的孤独吧？”
大姐一副很难以启齿的样子，好像这事又和我有关系，这下我忍不住了，我急了，我让大姐快点说，大姐这才不瞒了：“我们有家族遗传病，我们的亲外公、亲舅舅都是四十岁眼睛看不见了，我们的妈妈也是四十岁那年看不见了，我女儿出生就查出听力有问题，你看见的那个助听器她带了十年，她的眼睛也不好，像外婆，外婆有夜盲症，医生诊断出是视网膜色素病性。这些都是我做了妈妈之后才打听清楚的，要是我早就知道了，一定不会生孩子，也不会结婚，我们这种人本就不该结婚生子，这种病早该在我们妈妈那一代结束的。三妹，这些事情，我本想瞒着你一辈子，我知道我一旦说出来，对你来说是一种打击，是致命的打击，我们的身体里有一颗定时炸弹，四十岁那年可能就会爆炸，我想等着你三十九岁那年再告诉你，想让你再过十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今天问了，我就不能再瞒着了，你应该要知道，你有权知道，这关系你未来的选择。”
我的脸颊呼地一下就燃烧起来。岂止是脸颊，我觉得我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我以为我对他们家任何事都有了准备，包括生死，但厄运一旦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还是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子，晕头转向，蒙头蒙脑了。我来不及消化大姐说的这些，我第一时间也不是想到我自己，我想到了涵涵，想到她终将享受一种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的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的叫做独生子的特权。今后，恐怕除了她的父母，她将连个与血脉相通的亲人的想头都没有。她将孤独地承受着父母的血缘。她的生命注定着脆弱也注定着沉重。她的脆弱，在于她今后简直就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她连个可靠的血源都很难找到；她的沉重；在于她寄托和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恐怕她这一生都要为这种寄托和承担所累。我感觉我们都欠这孩子的。
苦命的人啊！常常是雪上加霜！我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我又不完全能弄清楚，命运这样残酷无情究竟是在惩罚谁人？对了，我忘了说，我的亲生母亲从小也被她的亲生父母抛弃了，可笑的是，她是坚决不认我们的亲外公外婆。 我要是像我亲生母亲这样，就坚决不认他们，是不是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呢？命运有时就是这个样子，它常常让你满心欢心地去赶赴一个灭顶之灾。
大姐走后，我想来想去还是给二姐打个电话，我有要事相告。我没把大姐要找五妹的事情告诉她，那是大姐的决定，还轮不到我在这逞能奔走相告，我说的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和她上一代人的恩怨以及我们这一代的事，我还把医生诊断的视网膜色素病性强调了好几遍，二姐在电话那头异常冷静，她的异常冷静和我的异常不冷静都不真实，我们的世界里的这些事情好像在我们的眼睛里悄悄地蒙上一层水雾，眼中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三妹，擦擦眼泪，别哭了。以后请好好善待你的眼睛，别让它轻易落泪了。”二姐那轻轻的声音，如老式软绵的宣纸。
可我对我的眼睛已经彻底失控了。电话里头的二姐继续说：“你还没见过大姐他们的父亲吧？我见过，见过一次。那次，我们没说话，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看我，完全没有父亲的样子。我决定结婚了，我是第一时间告诉了大姐他们，那个父亲一次电话没给我打过，我结完婚后，接过一次他打来的电话，你猜他在电话说什么？”
沉默，大段的沉默。二姐在等我的猜测，我以为我不回答，二姐也会迫不及待告诉我，可是二姐这次十分沉得住气，这点，你要感谢岁月，岁月能使一部分女人稍微地聪明起来。
“我猜不到他会说什么？我又没见过他，我又不认识他。”我尽可能把我的回答圆得天衣无缝，要让二姐知道我猜不到，是情有可原的。
二姐在电话那头冷笑，她像个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一字一句地说出那个人嘴里说出来的原话：打——错——了。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原谅他们的，或许我压根就没有原谅，也不肯原谅。那位打错电话的父亲我至今没有见过面，我们也没有说过话。事实也证明了，血缘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血缘留恋它还有何用，我不想重蹈二姐的覆辙。我已经想通了，有些人注定没有父女缘分，要不，我去大姐那么多次怎么看不见他呢？
昨天睡到半夜，突然就醒了，接着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可仔细想想，又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事情。睡不着已成定局，想看电视，半夜都是没看头的节目，看书又看不进去，还费眼睛。我就只好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胡思乱想。想来想去，就把我自己这24年的人生想了一遍，这样想不知道，一想却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我这24年的人生，除了自己的身世值得津津乐道外，别的就一概想不起来了。24岁的人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却整整是我的人生的四分之一。不知是我太自命不凡，还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反正我的确没做过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为这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我的家人，好像一样都没有。按理说，我应该会像小时作文写的那样，成为老师，为国家培养人才站在三尺讲台上一辈子；成为医生，担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经历刻骨铭心的生死之争；甚至成为科学家，像居里夫人，像李爱珍那样。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成为不了，成了大城市里千万漂泊的年轻人一样，尚且自己还算是个年轻有希望也有力量的人，在这繁华都市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总之，身心舒坦，身心也无聊。无聊得用不着勾心斗角瞎折腾，简直是在浪费时间无聊至死！寂寞至死！
这就是我的人生！24年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我不想后面的人生，像自来水管里的水一样，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味道。上海的自来水只要花上几块钱就能轻松获得一吨水，随手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而且还是先使用再付钱，就算是白白流上一天一夜也没关系，跑掉几吨水能值几个钱？而且一想到离40岁还剩16年的时间，我不想我后面这16年的人生，继续像自来水一样的人生！真到那个时候我好意思用壮丽这样的词吗？别说壮丽这样的词了，连有意义这样的词我都不太好意思拿来用！
我实在害怕40岁看不见的我，除了在黑暗中苟且偷生，就是回忆40年的人生除了坎坷的身世，剩下的都是自来水一样的人生。多么可怜的、苍白的人生啊！我再不去改变点什么，我都不好意思活着了。真的，我真的要这么想。要知道一年四季可不管人间的喜怒哀乐，始终照着它自己的规律铿锵有力地前进，不为万物所动。这留给我的时间眼看着一点一点在流逝，我怎能不着急呢！
我就这样睁大了眼睛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一直想到天亮。结果是我真失明了，什么都不看见了，可我一点也不慌，我时刻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多早多晚都能接受。既然什么都不看见了，我也就没有睁眼的必要了，干脆继续躺回去，竟然睡着了。在我自然醒来我下意识看了时间，上午十点十五分，我对我又能看见，是既不惊喜，也不意外。
一夜没睡都抵不上睡了三个小时这么累，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干了很多的活，累得不行的样子。我推开门看见父亲坐在躺椅上，父亲的眼睛突然从别的地方转到我的身上，父亲用脚点了一下，椅子就轻轻地晃了起来，父亲顽皮的样子成功把我逗乐了，父亲看我笑也跟着笑了。外面天气很好，屋里的人心情也很好，我干脆把昨天想了一夜的事情向父亲和盘托出，也为我睡懒觉找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我没想到父亲听得很认真，还听进去了，父亲收起笑脸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还是家里好啊，我们是时候回去了。在父亲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乡是块宝地，只要回家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我充分认可父亲的建议，我立马给父亲做了一个欧克的手势，父亲望见我的手势笑得更灿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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