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半过十分，事故处理中队的人让我自己想办法回场。车他们留下了，钥匙留下一半，说天亮后有别的安排。我站在临检点外头，两只手空着，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罗建萍那句"你回来一趟吧，把单子对上"是从一点半悬着的。悬了三个多钟头，它变成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我走回去。雾在坡道上堆成一团一团的白，路灯照不出影子。空气里有股柴油味，混着水腥气，往鼻子里钻。我的脚知道每一步踩在第几级台阶上。这种准头我用了三年，今晚它成了负担——我闭着眼都能走到那个院子，可我到了那儿说什么。
**场站的灯比屋里亮。**铁门开着，门卫室的窗里有个人影晃了一下。打卡机在门边那根柱子上，红字：04:38。
我伸手按了一下。机器念了一声，很短的一声，像咽下一句话。指尖在机器边上蹭了一下，塑料壳是凉的。
罗建萍从调度室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不是给我的，是她自己要看的。她站在那儿看了两行，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看那两行。
"老陈。"她说，"你这个班次缺卡了。"
"我在外面。"我说，"车被留在临检点。"
"系统显示是这样的。"她把那张纸折了一下，"凌晨一点零三分有一次来电，两点四十以后终端没有回传。回场打卡记录到今天早上四点三十八。"
"我人回来了。"
"人回来了。"她说，"卡是刚打的。前面那段是空的。"
这句话我听不出她在怪谁。她从来不怪人。她的句子里没有主语，也没有我。
"缺卡按缺勤处理。"她说完这句就低头去看另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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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已经有一辆车停在我的位子上。白师傅站在车头那边，两只手背在身后，看我的车。
我的车是被人先开回来的，停在交接班那一排的最末一个位置。车门关着，顶灯灭了。他弯下腰往后排看了一眼，又直起身，站在那里很久没动。
我看见他看的位置——左后座中间。那块擦车布还在里面摊着，铺得很平。
"白哥。"我说。
他没应。他把驾驶位的门拉开一条缝，往里看了看仪表台，又关上。关的时候他用掌心把门推实了一点，像怕碰疼它。
他从兜里掏出笔，翻开夹在方向盘上的《交接班记录》，翻到今天该签的那一页。
他的字在上面一行。上一班是他交的，写得规规矩矩：车牌、起止时刻、里程表读数。
下面那一栏空着，等我。
我把笔接过来。笔是凉的，凉到掌心里那一小块发麻。
纸上那一行写着里程数。我知道那个数是从哪儿来的——计价器跳了一整夜，绕行的四十分钟在里面，等人的空驶也在里面，一格一格全在这串数字里。我伸手要去写起止时刻，笔尖在纸上方停了一下才落下去。
白师傅的手压住了纸。
"这一行我不签。"他说。
"白哥——"
"我的字在上一行。"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放下来，"你的字在这一行。中间差了三公里。"
我喉咙里那句话上不来。三公里。我三年来最熟的就是这两个字加一个数字，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从我自己车上被人念出来。
"你听我讲一句。"我说，"你放心——"
这四个字我说出口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三年里我对他说过多少回"你放心"：车晚了、油贵了、单少了，我都说你放心。他每次都点点头，把字签了。这一次他把笔从我手里抽回去，抽得很慢，没有用力。
"你今天要是跟我说一声，"他说，"我可能就替你担了。"
院子里那盏灯照着他的脸，我看见他眼睛底下也是青的。他没有生气。生气我还应付得来。他只是把那本记录合上，夹在胳膊底下，往门卫室那边走。
走了两步他又回头："老陈，你那块布是谁铺的。"
"我铺的。"
"你铺布干什么。"
我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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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室的门开着一条缝，我在门外站着。里头电话一直在响，罗建萍一只手接，一只手在本子上写字，笔尖一下一下敲着纸面。
我听见她说了三句同样的话："这边按规定提供。""材料不在我这里。""系统显示是这样的。"
有一句是说给电话那头的人听的。那头说话很短，只报了一个时段和两个词：定位后台、录音分段。她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可以"。她把话筒偏了一点，让旁边的人听清楚，然后开始抄一个时间。
我不知道他们在要什么。她给了什么、要了什么，全都记在她自己的本子上。她从头到尾没抬一次头看我。
挂了电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到门口那张凳子上，表格角在桌面上蹭出一声轻响。
"坐下来。"她说。
我坐了。
"停运学习。"她用指尖点了点表格上面一行，"从今天起。营运证挂靠这个事，公司今天开始办手续。"
"办多久。"
"手续走完为止。"她说，"证归公司，你只有驾驶资格。这一条你自己签过。"
我确实签过。三年前签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一张纸，永远用不上的一张纸。
"份子钱呢。"我问。
"这个月按天算。"她说，"结算在下个月。"
我不敢再问下去。再问就要问到钱，而钱现在是别人嘴里的一个词，不是我兜里的东西。后颈那一块皮自己紧了一下，像被人隔着衣服捏住。捏我的不是人，是那张表格。
桌上的手机在这时候响了，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城。罗建萍看了一眼，没接，把手机往我这边推了半寸。
"你的。"她说，"这半小时打了四遍。"
我接起来。听筒贴到耳朵上，塑料壳被捂得发温，里头先是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是老陈师傅吗。"
"我是。"
"我是那天晚上在加油站那边的。"他说，"有人来问我买水的事。"
吴长贵。他的句子还是那么短，不用形容词。
"我说了。"他说，"一点四十前后，一瓶水，没开封。现金找的零。"
"你说这些干什么。"我的声音自己抖了一下，握手机的手跟着抖。
"有人问我我就说。"他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你们司机，夜里喜欢一个人开车。"
这句我听过了。这一次他没有接着说"一个人开车不好"。他把这句省下了。省下比说出来重。
省下的那句在我耳朵里过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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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半，调度室外面那条走廊上有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前头是皮鞋，后头是软底鞋，走得很慢，走走停停，像在数地上的格子。
罗建萍站起来，把桌上那叠纸摁齐，往门口看了一眼，又把一张椅子往外拖了半米。
"周老师。"她说，"您坐。"
没有人应。
那个软底的声音就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我抬起头，看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穿一件洗得发灰的外套。外套上有股樟脑味，很淡，混着走廊的消毒水气。她两只手垂在身侧，手里捏着一个塑料袋。袋子窸窣响了一声，里头是一瓶水，没开封。
她不看罗建萍。她看的是我手上那张停运学习的表格，看得很专注，像要把那几行字认全。
"这个是签字的吗。"她问。
"是公司的手续。"我说。
"签了字就算了吗。"她又问，"那天夜里两点，也签了吗。"
罗建萍在旁边低低地说了一句："您要的材料已经交了。"
"我不要材料。"老太太说。她的普通话不好，每个字都咬得很用力，"我要一个时候。他到底是几点……几点出门的。三年了，每月我来一回。"
她说完这句，转向我。
"你是开车的。"她说。
"我是开出租的。"
"那你有时候。"她说，"你告诉我，夜里两点，路上有没有人。"
我张了张嘴。这一句我该怎么答。我说有，我就是承认我看见了；我说没有，我这辈子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们司机最怕说不清"。
"我不晓得他为啥子要在那个点出门。"她把手里那个塑料袋换了只手，"他妈不晓得。我也不晓得。现在也不晓得。"
她说完就往椅子上坐，坐得很慢，坐下之后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住，压得袋子又响了一声。
办案民警来的时候，走廊尽头的光先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走到罗建萍跟前，两人低声交换了几句。我听见"旧档""同一时段""比对还没做完"这几个词，不完整。后半句大概让别的纸接过去了。
然后他转身看我。
"陈先生。"他说，"你先在这儿坐着。天亮以后有人来接你。"
"接我去哪儿。"
"到时候再说。"他说。
我坐回那张凳子。墙上有个钟，秒针走得比我心跳快。白师傅从院子里进来，手里拿着那本《交接班记录》，走到罗建萍桌前放下，一句话没说，又出去了。鞋底带进来一点外面的水，在门口那块地砖上摊开，慢慢就没了。
我这才发现，那本记录今天少了一个签名。少的那个是我的。
而我这辈子最想让人替我签的那一行，从来不是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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