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雪下了整整三天，顺天贡院朱红的宫墙下，积雪堆得有半尺厚，被往来赶考的读书人踩出了一条乌黑发亮的雪路。城墙上的新科举告示，用明黄色的纸张糊了三层，风一吹，边角哗啦啦地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读书人，把告示墙围得水泄不通，有人踮着脚念，有人掏出毛笔一字一句抄，有人看完之后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半天站不起来。
内阁三个月前明发全国的那道科举改革上谕，像一颗炸响的春雷，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旧格局，彻底炸了个天翻地覆。沿用了几百年的八股文、试帖诗、四书五经限定内容，全部退出了科举考场，新的考试体系被明明白白写在告示的最前面：考试分两大科，一曰行测，下设言语理解、数据分析、推理判断、公共基础、图形推理五大模块，专门考察考生的逻辑思辨、常识储备与实务应变能力；二曰申论，不再考空洞的经义策论，直接围绕当下国家核心政策出题，当年的首道申论大题，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论内阁如何统筹资源，推动东南沿海工商业经济全面发展》。
报考门槛也彻底打破了千年以来的惯例：所有原科举体系内的秀才、举人、贡生及以上功名持有者，无需参加任何前置考试，直接获得会试入场券；所有国内新式学堂的正式毕业生，凭学堂颁发的毕业文凭，同样可以直接赴考；其余普通读书人，只要通过各州县举办的基础文化资格考试，拿到合格证书，无论出身贫富、无论是否有功名，一律可以走进贡院的考场。
告示贴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那天，老秀才张亦秀正坐在自家私塾的太师椅上，给底下十几个穿长衫的孩子讲《论语·先进》篇里的“沂水春风”。他手里的朱笔刚在“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句边上圈完最后一个红圈，就听见私塾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地保举着告示，站在门槛外扯着嗓子喊：“张秀才！新科举改章程了！不考八股了！”
张亦秀手里的朱笔“啪嗒”一声掉在《论语集注》的书页上，鲜红的墨汁在泛黄的宣纸上洇开，像一滴落下来的血。他今年六十二岁，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当年绍兴府的学政拍着他的肩膀说，此子日后必成大器，将来必能进士及第。谁知道这一考，就是整整四十八年。从同治十一年第一次踏进乡试考场，到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次落榜，他前后考了八次乡试，八股文写得整个绍兴府有名，连主考官都夸他的文章能入翰林院，可次次都因为主考官的个人好恶、考场里的莫名其妙的疏漏，次次名落孙山。
这四十八年里，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熬成了满头白发的老秀才，娶过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难产去世，留下一个儿子，第二任妻子跟着他苦熬了二十年，得肺痨走了。他靠着在私塾里教十几个孩子读书，赚一点微薄的束脩，把儿子拉扯大，家里的三间老瓦房，墙皮掉得一块一块，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他在床头摆了七八个瓦盆接雨，一辈子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四书五经、八股文选本，家里的木柜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他写了一辈子的八股文底稿，足足有七十二本，每一页都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好，封面上贴着他亲手写的标签，从同治十一年的第一次乡试习作，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次落榜的卷子，一页都不少。
儿子劝他：“爹，你都六十二了，眼睛花了，腿脚也不利索，新科举考的那些什么行测、申论，听都没听过，你何苦跑一趟北京，受这个罪？万一考不上，反而惹得同乡笑话。”
张亦秀用抹布擦着自己用了四十年的铜墨盒，手指摸着墨盒边上磨得发亮的刻字，那是他中秀才那年，自己亲手刻上去的“同治癸酉年张亦秀藏”。他抬起头看着儿子，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辈子的执拗：“我十四岁进学，考了四十八年科举，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做梦都想走进北京的贡院，考一场能真正选出人才的考试。以前的科举，考的是代圣人立言，考的是揣摩主考官的心意，我写了一辈子空话套话，从来没有机会在考卷上写一句自己真正想说的话。现在朝廷改了科举，让考生写真正能解决国家问题的对策，我哪怕拼着这把老骨头，爬也要爬到北京去，看看这个新科举，到底是什么样子。就算最后考不中，我死了也能闭眼。”
他把家里的七十二本八股文底稿，用油纸包好，塞到床底下的樟木箱最深处，收拾了一个旧书箱，里面装着笔墨纸砚，两件换洗衣服，半袋绍兴霉干菜，揣上攒了大半年的十两银子，在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底，踏上了从绍兴去北京的路。
从绍兴到上海的小火轮，晃了整整一天一夜，张亦秀坐在轮船的统舱里，第一次见到冒着黑烟的蒸汽轮船，看着黄浦江边上林立的工厂烟囱，看着码头上穿着新式制服的警察，看着街上留着短发、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绍兴府，站在轮船的甲板上，吹着黄浦江上的风，眼睛都看直了。他身边坐着一群和他一样，从江南各地赶去北京赴考的老秀才，大家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手里攥着新出的《新科举行测备考指南》，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气。
一个须发全白的苏州老举人，把手里的参考书往甲板上一摔，跺着脚喊：“什么狗屁考试！什么图形推理，什么数据分析，我们读了一辈子孔孟之书，学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谁会算这些西洋人的算术题？朝廷这是要把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全部堵在科举大门外面！”
张亦秀弯腰把那本参考书捡起来，拍掉封面上的灰尘，翻开第一页，上面印着一道言语理解题，材料讲的是苏州丝绸商人被厘金局层层盘剥，生意濒临破产的现状，让考生总结这段材料的核心主旨。他看着这段文字，手指轻轻抖了抖，这个事情他太熟悉了，他的亲妹夫就是绍兴的丝绸商人，辛辛苦苦织出来的丝绸，从绍兴运到上海，一路上要交七次厘金，成本翻了两倍，最后卖出去还要被洋商压价，辛辛苦苦一年，最后落得倾家荡产，去年冬天贫病交加死在了家里。
他之前写八股文的时候，从来不敢在考卷里写这些民间的疾苦，八股文的规矩是“代圣贤立言”，你只能说孔孟说过的话，不能说自己的心里话，更不能说民间的这些惨事，写上去就是离经叛道，直接就会被贴出考场。现在这道题，明明白白把民间的实情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说出看法。张亦秀捧着这本薄薄的参考书，站在轮船的风里，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慢慢流了下来，他活了六十二岁，第一次觉得，科举的考卷，终于不再是一张束缚读书人的纸，它变成了一张能让你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纸。
从上海坐火车去天津，是张亦秀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往前跑，窗外的田野、村庄飞快地往后退，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景色，一夜没合眼。同车厢里，还坐着二十多个从上海新式学堂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穿着黑色的学生装，手里拿着会计、法律、工程的专业书，一路上讨论着行测的速算技巧，讨论着东南沿海的港口建设，讨论着怎么废除厘金制度。其中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叫张品，是上海财务学校首届会计毕业生，穿着干净的蓝布长衫，看到张亦秀戴着老花镜，对着一道数据分析题皱眉头，主动走过来，坐在他身边，拿出自己的算盘，一点点教他用珠算做速算。
“老先生，你看，算这个产值增长率，不用拿笔慢慢算，珠算三指拨过去，几秒钟就能出结果。”张品的手指在算盘上飞快地拨动，噼里啪啦的算珠碰撞声，听得张亦秀眼睛都直了。他活了一辈子，算盘只会打最基础的加减，从来不知道珠算还能这么用。张品给他讲了整整一个时辰，从速算技巧，到数据分析的基本逻辑，再到东南沿海各个省份的财政税收情况，讲得明明白白。张亦秀戴着老花镜，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手指写得都酸了，却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他活了六十二岁，第一次知道，原来书里除了四书五经，还有这么多能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学问。
整整走了十五天，张亦秀终于站在了北京顺天贡院的朱红大门前。贡院的积雪还没有化尽，门口的石狮子上挂着红绸带，以前贡院门口负责搜身的兵丁，现在全部换成了穿着新式警服的警察，态度和气，对着赶考的读书人微微鞠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着考生吆五喝六，随便翻考生的行李，把考生的干粮都撕开来检查有没有夹带。
贡院门口的告示墙前面，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读书人，有像张亦秀这样白发苍苍的老秀才、老举人，也有张品这样二十出头的新式学堂毕业生，大家挤在一起看考试规则，看考场分布图，互相交流备考的心得。几个满洲宗社党的年轻议员，也穿着便装来到贡院门口，给赶考的读书人免费发放新政的宣传小册子，给大家讲解东南沿海的最新政策。一个满族的年轻学生，拿着一本满汉双语的《新宪法小册子》，递到张亦秀手里，跟他说：“老先生，现在五族共和，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只要你有真才实学，都能通过科举考试，为国家做事。”
开考前三天，张亦秀住在北京南城的绍兴会馆里，每天夜里在油灯下备考到后半夜。会馆里住的全是浙江来的老秀才，大家凑在一起，对着新的考试题目，从最开始的抵触、愤怒，慢慢变成了接受、钻研。有人以前连阿拉伯数字都认不全，现在跟着年轻学生学了半个月，已经能熟练地做数据分析题。有人以前觉得图形推理是奇技淫巧，现在慢慢发现，那些奇奇怪怪的几何图形里，藏着最朴素的逻辑规律，能锻炼人的思维能力。
考试前一天的深夜，张亦秀坐在会馆的油灯下，把自己带来的四书五经全部整整齐齐放回书箱，从怀里掏出当年中秀才的时候，学政给他发的那块青墨，磨了满满一砚台墨。他看着窗外北京城里的万家灯火，远处新式工厂的汽笛声隐隐约约传过来，他想起自己这四十八年的赶考路，想起那些死在贫寒里的同窗，想起绍兴老家私塾里那些睁着大眼睛等着他回去上课的孩子，心里没有半点紧张，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他跟自己说，张亦秀，你考了一辈子试，这次，你终于能堂堂正正写自己想写的话了。
第二天进考场的时候，张亦秀发现，沿用了上百年的八股号房，全部重新装修过了。考桌上不再是以前那块破破烂烂的木板，换成了崭新的实木书桌，上面摆着草稿纸、铅笔、橡皮，甚至还给每个考生准备了一把尺子，用来做图形推理题。考场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弥漫着霉味和臭虫的味道，窗户全部打开，通风透亮，每个考生的座位边上，还放着一杯热茶。以前科举考试里，考生要在号房里关三天三夜，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现在新科举考试，一天就考完所有科目，中午考场免费给考生提供热饭热菜，再也不用考生自己背着干粮进考场。
发下行测试卷的那一刻，张亦秀扫过整张卷子，最开始的茫然和慌乱，慢慢沉了下来。言语理解题，他读了一辈子古文，几十年的文章功底摆在那里，一道题一道题慢慢读，慢慢分析主旨，做得得心应手。公共基础题，里面考了很多新政的内容，他这几年在绍兴老家，天天读《申报》，了解全国各地的新政进展，大部分题目他都能稳稳答出来。数据分析题，他用张品教他的珠算速算技巧，手指在算盘上飞快拨动，虽然做得慢，但是每一道题的结果，都算得扎扎实实。图形推理题，他盯着那些奇奇怪怪的几何图形，慢慢找规律，花了半个时辰，最后也全部填完了所有空。
整整三个时辰，张亦秀坐在考场上，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手里的笔从来没有停过。他做完整张行测卷子的时候，窗外的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他活动了一下发酸的手指，端起桌上的热茶，喝了一口，浑身的骨头都透着舒坦。他活了六十二岁，参加过八次乡试，从来没有哪一次考试，像今天这样，让他觉得自己肚子里的学问，真的能用得上。
等到申论试卷发下来，看到考题《论内阁如何统筹资源，推动东南沿海工商业经济全面发展》，张亦秀的眼泪一下子就掉在了试卷上，晕开了一小片墨迹。他手里的笔，再也没有半点犹豫，洋洋洒洒写了整整三千五百字，把他这一辈子亲眼见过的民间疾苦，全部写进了答卷里：写他妹夫作为丝绸商人，被厘金盘剥最后家破人亡的惨状，写宁波港的海关被洋人把持，中国商人出海要被收重税的现状，写乡下的孩子读不起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困境，写地主老财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种种弊端。他没有半句“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之类的八股套话，没有半句空洞的大道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他活了六十二岁，从泥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真心话。
交卷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张亦秀最后一个字写完，放下笔，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但是他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敞亮过。他把试卷整整齐齐叠好，交到考官手里，走出贡院的大门，外面的春阳暖融融地照在他的白发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这四十八年的人生，好像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真正的意义。
和张亦秀同考场的张品，这个上海财务学校的年轻毕业生，拿到行测卷子的时候，几乎是一路顺风答完了所有题目。他在新式学堂里学了七年的算术、逻辑、会计，又在上海的新式银行工作了两年，行测的五大模块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任何难度，不到一个时辰就全部答完，检查了两遍，稳得像一块磐石。申论题他更是熟得不能再熟，他天天和东南沿海的商人、工厂、海关、银行打交道，对所有的经济数据、产业现状了如指掌，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多字，从废除厘金统一国内市场，到建设新式通商口岸扶持华侨资本，从建立大清银行给民营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到在东南沿海普及职业教育培养产业工人，每一条对策都有具体的数字支撑，每一个方案都具备立刻落地的可操作性。
放榜的那天，整个北京城里像过年一样热闹。红榜从顺天贡院的大门口，一直贴到长安街上，围观的读书人挤得水泄不通。张品高中二甲第三十七名进士，直接被财政部税务总局录取，任命为六品科员。张亦秀凭借那篇满是民间实情的申论答卷，高中三甲第一百二十一名同进士，吏部直接下派任命，让他回浙江山阴县，担任县教育局主事，主管当地的新式小学建设。
张亦秀听到自己中了的消息，站在贡院的红榜下面，浑身发抖，两行老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南方绍兴老家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头。他考了四十八年，从十四岁的少年，考到六十二岁的白发老人，今天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大清的新科进士。
他离开北京之前，特意在绍兴会馆摆了一桌简单的酒，把张品和几个同榜的新旧进士都请过来喝酒。他从怀里掏出自己用油纸包好的七十二本八股文底稿，郑重地交到张品手里，跟他说：“孩子，我读了一辈子八股，这些东西在今天，已经没有用了，但是我想留给你，留给你们这些年轻人，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些老读书人，走了多少弯路，才走到今天。你们要好好用你们学到的新学问，把这个国家建设好，让以后的孩子，再也不用像我这样，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考那些没有用的空话文章。”
张亦秀回到绍兴老家的那天，整个山阴县的老百姓，都跑到码头上去迎接他。这个教了四十年私塾的老秀才，穿着新的公务员黑色行政夹克，站在码头上，对着迎接他的老百姓连连拱手。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一辈子攒下来的全部家产，一共五百两银子，全部捐出来，在山阴县办了第一所免费的新式小学，招收两百个穷人家的孩子，不收一分钱学费。他亲自站在学堂的讲台上，给孩子们上算术课，用张品教他的珠算速算技巧，教孩子们学算术，学地理，学新政的知识。
后来张品去浙江出差，特意去山阴县的新式小学看望张亦秀。站在学堂的操场上，看着白发苍苍的张亦秀，站在一群孩子中间，拿着算盘，笑着教孩子们拨珠子，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落在孩子们年轻的笑脸上。张品站在边上，看着这一老一少两代读书人，心里百感交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1902年的春天，完成了它最伟大的一次转身，它不再是束缚读书人的精神牢笼，变成了一个真正能为国家选拔实干人才的通道。
不管你是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白发老秀才，还是新式学堂毕业的年轻学生，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只要你心里装着老百姓，你就能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些从新科举考场里走出来的新旧两代读书人，拧成一股绳，推着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步步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去。学堂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顺着风飘出去，飘向绍兴的田野，飘向东南沿海的港口，飘向整个中国的大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踩着这些新旧读书人的脚印，稳稳当当地落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
孙川视角
北京正阳门内的新建公务员考试贡院，新刷的朱红大门还飘着桐油的清漆味。孙川穿着一身洗得干净的藏青色布衫，站在贡院的门楼下边，手里攥着那份刚由内阁总理奕劻和副总理张謇共同签发的《首次全国文官考试总章程》，指尖微微有点发潮。
他今年四十二岁，是东南立宪派参政党的核心代表人物，上个月刚刚接到内阁的正式任命，担任大清首次全国公务员考试的副主考，和主考张謇一起，主持这场延续了上千年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近代化的文官选拔大考。
站在他身边的张謇，鬓角已经染上了不少白霜，看着眼前这座能同时容纳三千个考生的新贡院，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季川啊，我年轻的时候，考科举考了几十年，见过太多考场里的蝇营狗苟。这次咱们办的新考试，就是要把过去一千多年科举里所有的脏东西，全部扫干净，给国家选出一批真正能做事的新官员。”
孙川点了点头，眼神扫过贡院门口站着的参政党监督代表。这些从全国各省立宪派、民间商会、新式学堂里选出来的监督人员，一共一百二十多人，今天全部持证上岗，全程跟着考试的每一个环节，从报名到最后张榜，没有任何人能绕过他们搞小动作。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考试，不仅仅是选几十个新官员那么简单。它是新政推行之后，第一次向全天下的读书人、商人、海外留学生敞开做官的大门，打破过去“科举出身才能入仕”的老规矩，打破满洲亲贵对官位的垄断。这场考试的公平性，直接决定了全国四万万老百姓，到底还信不信这个新政朝廷。
报名阶段：把所有“暗门”全部堵死
报名工作正式启动的前一天晚上，孙川带着参政党的监督组，连夜把全国各省的报名点全部检查了一遍。
过去科举时代最常见的猫腻，就是“冒籍考试”——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把自己家的孩子挂靠到偏远省份的户籍里，抢占当地本来就不多的录取名额。这次新考试的报名规则里，直接加了一条死规定：所有考生报名的时候，必须提交本人的三代户籍证明、所在单位或者当地乡绅的联名担保书，还要现场拍一张照片，印在准考证上。
有个直隶省的老候补道台，想给自己的侄子冒名顶替，用别人的学籍报名，以为没人能查出来。结果参政党的监督人员，顺着报名资料一路查到他侄子的老家，找当地的村长核实身份，当场就把这个猫腻给揪了出来，直接取消了他的报名资格，还把这件事在全国的报纸上公开通报。
短短二十天的报名期，全国一共收到了两万七千多份报名申请。参政党的资格审核组，整整六十个人，连轴转了七天七夜，把每一份报名资料全部核对了三遍。最后有一千二百多份不符合条件的报名申请，全部被直接驳回，其中有不少是满洲亲贵、地方督抚家的子弟，没有一个人能搞到特殊待遇。
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庆亲王奕劻的亲侄子，拿着自己的贵族名片，跑到报名点，想不用提交担保书直接报名。负责审核的参政党年轻代表，连面子都没给，直接把名片退了回去，告诉他：“不管你是谁家的子弟，不符合章程规定，就不能报名。就算是庆亲王本人来了，也不好使。”
这件事第二天就登上了上海《申报》的头版，全国的读书人看完之后，全部拍手称快。很多原本还在观望的穷书生，看到连庆亲王的侄子都不能搞特殊，连夜收拾行李，从全国各地往北京赶，就为了赶上这场公平的考试。
孙川看着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寄过来的报名信，心里一块石头先落了地。至少在报名这一关，他们把所有过去科举时代的“后门”，全部给堵死了。
考场里的铁桶阵
考试开考的前一天，孙川带着参政党的全体监督代表，把整个贡院彻底检查了一遍。
每一个考生的考房，全部是独立的小单间，门口贴着封条，考试开始之后，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出。每个考生的座位上，只允许摆放官府统一发放的笔墨纸砚，所有自带的物品，全部要在进考场的时候经过三道严格搜查，夹带小纸条的行为，从根上就不可能发生。
最让孙川印象深刻的，是张謇想出来的新点子：每一个考场里，除了官方派来的监考官员之外，还专门配了两名参政党的民间监督员，两个人全程站在考场的对角位置，盯着所有考生的一举一动。考场的四个墙角，全部挂上了从国外进口的大镜子，任何考生想在桌子底下搞小动作，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
开考当天的清晨，贡院的大门缓缓打开。两万七千多名考生，排着长长的队伍，依次走进考场。每个人的准考证上都印着照片，监考官员和参政党的监督员两个人同时核对身份，确认人证合一之后，才能放进考场。
考试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有个江苏来的考生，偷偷把写满小抄的手帕藏在自己的砚台底下，刚掏出来想抄，就被站在墙角的参政党监督员当场抓了个正着。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直接把人带出考场，取消考试资格，并且终身不准再参加任何文官考试。
整个三天的考试过程里，参政党的监督代表没有一个人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他们吃饭就在考场的走廊里，睡觉就在考场旁边临时搭的木板房里，全程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作弊的死角。
考试最后一门结束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所有考生放下手里的笔，依次走出考场。参政党的监督员当场把所有试卷全部收齐，当场贴上封条，由张謇、孙川和三名参政党代表一起，亲自押着装满试卷的大箱子，送到存放试卷的保密楼里，二十四小时有人轮流值守，没有任何人能私自接触到试卷。
孙川站在保密楼的门口，看着墙上挂着的“公平公正”四个大字，心里忍不住感慨。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考场里的黑幕，从来没有哪一次考试，能做到像今天这样，密不透风，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阅卷现场：糊名 + 双重盲审
阅卷环节，是最容易出猫腻的地方，也是孙川最放心不下的环节。
张謇直接拍板，沿用宋代科举就有的“糊名法”，所有考生的名字、籍贯、身份信息，全部被密封起来，阅卷的考官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手里改的卷子，到底是谁写的。除此之外，还加了一个全新的规则：每一份卷子，必须由两个完全不认识的考官，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独立打分。如果两个人给出的分数差距超过十分，这份卷子就直接送到阅卷大组，由三个人共同复核定分。
参政党的监督代表，直接进驻了阅卷现场的每一个阅卷点。他们手里拿着所有试卷的编号台账，全程盯着每一份卷子的打分流转过程，任何一份卷子的分数改动，都必须在监督代表的见证下，签字画押，留下完整的记录。
有个主考官身边的亲信考官，想偷偷给自己一个同乡的卷子打高分，故意把低分的卷子换成高分的。结果参政党的监督员在核对两份卷子的打分记录的时候，发现两份卷子的编号流转轨迹对不上，当场就把这个猫腻查了出来。张謇当场下令，直接把这个考官赶出阅卷现场，永不录用。
阅卷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整个阅卷大楼的门口，24小时有参政党的代表轮流值班，所有考官不准和外界有任何私下接触，不准私自往外传递任何阅卷消息。孙川每天都要亲自巡查三遍阅卷现场，看着一份份卷子被认真批阅、打分，最后汇总出初步的录取名单。
当最后一份卷子的分数被核定完成的时候，整个阅卷现场的所有人，都长长舒了一口气。两万七千多份试卷，没有一份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所有的分数全部公开透明，经得起任何人的复查。
张謇拿着最终的录取名单，看着孙川，两个人相视一笑。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做成了。
张榜日：全天下读书人沸腾了
放榜的那天，北京正阳门的大广场上，早早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考生。
大红的榜单从正阳门的墙头上，一直铺到地面。参政党的监督代表，站在榜单的两边，现场给所有考生解释录取规则，任何人对自己的成绩有疑问，都可以现场提出复查申请，当天就可以调取自己的试卷，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核对分数。
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一千二百名新文官，里面的出身，打破了所有人的固有印象：没有一个满洲亲贵的纨绔子弟，没有一个地方督抚的关系户。录取名单里，有从广东乡下来的穷教书先生，有从南洋回来的华侨留学生，有过去在民间商会当账房的商人子弟，甚至还有几个曾经在日本留学的新派学生。
最轰动全国的一件事，是这次考试的状元，是一个从湖南乡下来的二十七岁穷书生，家里世代务农，连路费都是全村的乡亲们凑出来的。他没有任何官场背景，完全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在两万多考生里考了第一名。
消息传到湖南，整个县城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比过去中了状元还要热闹。
有几个之前对新政半信半疑的老举人，看完榜单之后，忍不住老泪纵横。他们考了一辈子科举，见过太多徇私舞弊的黑幕，从来没想过，有生之年能看到一场真正公平的考试，没有钱，没有关系，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入官场当差。
参政党的代表，当天就在现场贴出了公告：所有录取考生的试卷，全部在京师图书馆公开展示一个月，任何人都可以去查阅，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一旦发现徇私舞弊的情况，立刻严肃查办。
整个大清的舆论，彻底沸腾了。上海的报纸头版头条写着：“千年未有之公平考试，新政之曙光，中国之希望。”
考试之后的余波
考试结束之后的庆功宴上，孙川端着酒杯，看着身边的张謇，还有那些忙了整整两个多月、眼睛里全是红血丝的参政党监督代表，眼眶微微有点发热。
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的官场，永远是被权贵阶层垄断，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难如登天。这次首次全国公务员考试，参政党的全程监督，不是为了和朝廷对着干，是为了给这个新生的近代化文官制度，打下一个最公平的底子。
张謇喝了一口酒，笑着跟孙川说：“过去科举的坏，不是考试本身坏，是它的制度烂了，公平性没了。咱们今天办的这个新考试，就是要告诉全天下的老百姓，只要你有真本事，不管你出身是什么，不管你家里有没有钱，你都能有机会为这个国家做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考试选出来的一千二百名新文官，成了整个新政改革最核心的骨干力量。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个省份，办新式学堂、修铁路、兴实业，没有一个是靠关系上来的庸官，几乎全部成了能干实事的好官。
孙川站在贡院的门楼下，看着远处新录取的年轻官员们，穿着崭新的文官制服，意气风发地从大街上走过。他知道，这场新老同考的意义，早就超过了选官本身。它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公平的人才上升通道，让所有的底层读书人，都看到了希望。
风从北京的大街上吹过，带着初夏的暖意，吹过正阳门的红墙，吹过所有考生脸上的笑容。1901年的这次全国公务员考试，成了中国近代文官制度的起点，也成了新政改革最得民心的里程碑。
而参政党全程监督的这个制度，后来被写进了新的大清宪法里，成了永远不能动摇的铁规。从此以后，任何一次全国性的文官考试，都必须有民间政党代表全程参与监督，从制度根上，彻底杜绝了徇私舞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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