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宁十年二月，云门关。
崔玄是初十到的。他到的时候是夜里，车灯挂在车辕上，灯罩外面结了霜，光透不透。他从车上下来，先在关城的墙根站了一会儿，抬着头看墙。
御史台的差使是一份抄件带着的：京里问这件事怎么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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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里点着四盏灯。沈砚把账摊在案上，一共十七本。
十七本摆开，占了整张长案。最左边是渡口那一仗的军需，最右边是赤谷的料账，中间夹着从崇京带来的户曹底簿。他把它们按日子排好，从昭宁十四年的十月排到十五年的正月。
“你要我看哪一本。”崔玄说。
“都看。”
“为什么都看。”
“因为我要改一个字。”沈砚说，“改字之前，你得先知道我删了四个字。”
崔玄把手里的茶碗放下。
“哪四个字。”
“军报上原写的是夏匠三百。”沈砚说，“我涂了，添了一个雇字，又添了四个字：不知其籍。”
堂里没有人说话。灯芯爆了一下。
“你把夏人那三百写成雇来的。”崔玄说。
“是。”
“你写的时候知道后果。”
“知道。”
“那你还写。”
“我不写，这份军报进京，”沈砚说，“夏人替大昭守渡口这件事就写在纸上。写在纸上，明年这个渡口没有人替我们守。”
崔玄把袖子往上推了一寸。
“你把话说清楚。”
沈砚把最左边那一本翻开。
“渡口那一仗，昭人的兵不够。墙塌了两次，第二次塌在西段，一段十一丈。那段墙是夏人上去堵的。上去三百二十个，回来二百六十七个。死的人埋在云门关北岗，一共五十三个，其中昭人二十，夏人三十三。”
“名册呢。”
“昭人的名册在关城。”沈砚说，“夏人的名册不在这儿。夏人的名册在白城，去年十一月进了王庭的册库。”
“你怎么知道。”
“她把三十三个名字带回白城，当帐念的。”沈砚说，“念完了，册子被收进王庭。”
“谁告诉你的。”
沈砚没立刻答，心里却已经把这本账算到了底。他把手放在案上，按着那一页。
“没人告诉我。”他说，“料账上看得出来。十一月的月册报上来了，返程那一栏写了三十三个空额。空额底下没有写名，只写了数目。写数目的人不肯写名，是因为名已经交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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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玄把十七本账看到三更。
他看的时候不出声，看到一本就往前推一本。看到第五本，他把灯挪近了一寸；看到第十一本，他把自己那碗凉了的茶喝了，喝完也没有要热的。
看到第十二本，他抬起头。
“这一笔是什么。”
“过河那九辆车。”沈砚说，“北岸多给的，车上是铁。折成六百四十斤料，记在返程那一栏。”
“谁批的。”
“我批的。”
“为什么不写你为什么批。”
“写了，就是替夏人报账。”沈砚说，“不写，就是一笔不清的账。我选不清。”
崔玄把这一本合上。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算账的。”
“从我知道这笔账会有人来查。”沈砚说。
崔玄把手在案上一按，按在一册账上。他的手是粗的，指节大，压下去的时候，纸角翘起来。
“你听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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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骂了一夜。
他骂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先是两眼角红，后来说到第四遍，整双眼都红了。他不拍案，也不站起来，他就坐着，一句一句往外说，说得极快，中间不歇。
“你把军报改了，改得干净。”他说，“干净的东西最脏。你拿一个雇字，把一个国家的伤盖住了。盖住了以后，那五十三个人谁给他们说话。京里的堂上念到渡口这一仗，念的是雇匠三百，念完了底下的人说好，说边事办得利落。那五十三个人的名字在哪儿。”
“在关城的册上。”
“关城的册上！”他把这五个字咬得很重，“关城的册是给谁看的。关城的册一年封一次，封了以后压在架阁库，谁翻。你告诉我，谁翻。”
“我翻。”
“你翻。”
“我翻。”沈砚说，“我翻了三个月。”
“那你翻出什么来。”
“翻出这一笔要花多少钱。”
崔玄不说话了。他把手从案上拿开，坐回去，看了一会儿那十七本账。
“你要改哪一个字。”他问。
“夏匠三百改成借匠三百。”
“一个夏字换一个借字，你以为京里的人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沈砚说，“看得出来，就得问是谁借的，借多少，给不给钱。给钱，就是公事。不给钱，就是私通。所以我改的是一个字，后面要跟三个字。”
“哪三个字。”
“给雇价。”
崔玄把茶碗端起来，碗里是空的。他把碗放下，放得很轻。
“这笔钱走哪儿。”
“走户曹。”
“户曹今年归谁。”
“内侍省的路子。”沈砚说，“关中户曹的主事，是冯都知去年荐来的。我这一笔钱要经他的手。经了他的手，他就知道渡口那一仗有多少夏人。”
“你还是不走这一条路。”
“我只有这一条路。”沈砚说，“枢密院这一年的钱都压在燕人的西路上，户曹还有余。走别的路，这笔钱明年才能到，明年到的时候，赤谷的料就断了。”
“料断了你怕什么。”
“料断了，”沈砚说，“他们明年不出第二回兵。”
崔玄看着他。
“你这句话，”他说，“像夏人说的。”
“像。”沈砚说，“因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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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的时候，外头起风了。关城上的旗绳打在杆上，一下一下。堂里那四盏灯灭了一盏，崔玄自己起身去把灯芯拨了拨，火苗又起来。
“我再问你一句。”他说，“顾无咎是为什么走的。”
“驿递上截了一份抄件。”沈砚说，“他多抄了一份。杖二十，逐出政事堂。”
“你没替他说话。”
“没有。”
“为什么不说。”
“说了，”沈砚说，“他今天还在政事堂，可是那一份抄件会一直被人拿着。他现在走了，那件事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你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
“是。”
崔玄把那本户曹底簿翻到中间，看了很久。他把笔从笔架上取下来，在砚里蘸了一回，没有落笔。
“这一笔钱，”他说，“数目写多少。”
“和雇一个匠人一年的工钱一样。”沈砚说，“多的不给，少的不能少。”
“谁定这个数。”
“帐会定。”沈砚说，“我给一个数，他们认了才作数。”
“他们要是不认。”
“他们认。”沈砚说，“他们去年认过一回，认的是料的价。”
崔玄把笔搁在纸上，笔没有落下去。他抬起头，把堂里那十七本账从头看到尾，看了一遍。
天开始亮了。窗纸由黑转成灰，关城上的更鼓敲了第五回，声音传进来的时候已经散了。
“你把诏稿拟出来。”崔玄说。
“我拟。”
“拟完我署。”
“署了以后，”沈砚说，“这笔账将来有人要找你。”
“我知道。”崔玄说，“我也告诉你一句：这笔账将来要在你身上讨回来。”
他说完就把笔拿起来了。笔是沈砚案上那一支，杆上刻着一道划痕。他在诏稿末尾落了自己的名字，两个字，写得比正文大一点，最后一笔拖得长。
落完名他把笔搁回去，搁得比拿起来的时候正。
“四个字。”他说，“你在军报上删了四个字，今天在诏上添了四个字。删的添的不是一回事，账上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那就好。”崔玄站起来，把袖子拉下来盖住手腕，“我去睡半个时辰。天亮以后这一份发出去，你我不再见这一面。”
他出去了。堂门开着，外头的风把他的袍角吹起来一下。案上那张诏稿摊着，末一行是“借匠三百，给雇价”，底下是两个署名的位子，一个已经填了，一个字迹还没有。
沈砚坐在案前，把手里那支笔拿起来，看了看笔杆上那道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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