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宁五年十月，云门关仓城。
仓城的火烧到第二间的东头就自己停了。第三间保住了，里头堆的是守军的口粮，扛出来一半，剩下的一半熏成了黑的。第二间烧空了，梁塌下来，横在屋里，木头外面一层炭，敲上去是空的响。
火灭的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雨。雨不大，落到灰上只湿了一层皮。第二天早上灰结住，表面是灰黑的，脚踩下去，底下还是热的。扒灰的人一共十六个，带着耙子、铁钩、柳条筐。他们从天亮扒到午后，谁也没有说话。仓城的味是两样混着的，一样是湿灰味，一样是烧过的粟米味，粟米烧过以后是甜的，甜得压人。
第三天午后，找到了人。人在第二间靠里的门限上。一根梁压着腰，脸朝下，右胳膊往前伸着，手指头抠在地砖缝里。身上那件袍子烧剩了后襟，后襟上的线脚还看得清。
他手边有一本册子。扒灰的人那天一共倒了六十四筐灰。灰倒在仓城北墙外头的一块洼地上，倒下去的时候还冒热气，第二天去看，中间塌了一个坑。仓城的第二间原来是九间通仓里最里头的一间，进深四丈二，两边的山墙还立着，山墙上原来刷过一层白灰，白灰烤黄了，上头留着烟往上走的一道道的黑印。
俞七娘是那天早上到仓城的。她提着一只木桶，桶里是粟粥，粥面上结了皮。她给扒灰的人一人舀了一碗，舀到桶底，还多出半碗，她端在手里，站在墙根没有喝。
沈砚从第二间出来的时候，她正在看那本册子上的数。
“头一行。”她说，“去年冬月的，四百石，走的转运文书。”
“嗯。”
“这一笔在我那三本账上对得上。”她把碗放下，碗底在砖上磕了一声，“对得上的那一笔记的是一个不在名册上的名字。四十石到现在还挂在底下。”
“你把它留着。”
“留着。”她说，“我不动它。动了它，将来问起来，是我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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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是从他右胳膊底下抽出来的。一半压在人身子底下，一半露在外头。上头的纸边烧掉了两指宽，最后七八页成了黑的，捏一下就掉末。往下翻，纸是好的，字也是好的。
扒灰的人把册子托在一块木板上端出来，走到沈砚跟前，两条腿有点站不直。他把木板往上举了举。
“底下压着的。”
“谁先看见的。”
“我。”那人说，“我先看见的是胳膊。”
沈砚把册子拿起来，用手在封皮上抹了一下。封皮是青布的，布面上落了一层灰，抹开以后露出底下的棉线，线是白的。
他把册子翻开。纸是私纸，不是衙门的官纸，边窄，横格是自己用尺画的。字写得慢，笔画一个都不连，每一栏末尾都按了一个指印。前半本是粮数，一石一石往下记，记到第七年的六月，往后就断了。中间空出半本。
后半本是从纸的另一头翻过来写的。字比前半本小，一页上写七八行。写的是名字。
数到第五页上，那一栏底下原来空着的地方添了九个名字，添在原来的格线外边，两个名字上头各画了一道横。他心里一凛。
沈砚把这一页对着日头看了一遍，把册子合上。
“先生，这一本要不要誊。”跟着的书记问。
“不誊。”
“那就烧了？”
“不烧。”
书记把嘴闭上了。
“这一本，”沈砚说，“抄一份，就不是一份了。谁抄的，后头就要问谁。烧了更省事，一烧，这一笔就断了，断在他身上，往后没人认。”
他用一块油布把册子裹了四折，裹成长条，塞进袖子。
“这一本不入衙署册库。”他说，“入册库就要经三只手，三只手过一遍，剩不下什么。”
那天下午他走的时候，从那根梁旁边绕了过去。他没让人把梁挪开，也没让人收尸。收尸是第二天来的四个人做的，抬出去的时候用了一张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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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崇名下七年的产业，一处没有动。铺子两间，在东街口，一间卖粮，一间卖布。城外沙地边的田四十二亩，租给七户人家。仓城的第三间他有半股，半股的凭据是他自己画的字。还有一处在鹿鸣镇，一间货栈，货栈的钥匙在他腰上挂着，扒灰的人取下来交到了衙里。
管钱粮的书吏拿着清单来问：“这几处封不封。”
“不封。”
“不封他要跑。”
“他跑不了。”沈砚说，“铺子照开。田照种。租子照收。”
书吏把清单翻了一遍，没翻明白。
“那要怎么处置。”
“一处一处查。”沈砚说，“他把粮从仓里出的哪一笔，走的哪一张凭据，收到哪一间铺子里，铺子里再出到哪儿去。一条一条报上去。七年里他画过多少字，就报多少条。”
“报上去以后呢。”
“以后的事归上头。”
书吏站着没有走。他手里那张清单有四行字，最后一行底下空着，留给处置写。他等了一会儿，见沈砚不再开口，就把清单卷起来，插进袖子里。
那天午后，衙里有一个差役从东街口回来，说韦家那间粮铺照常开了门，门口挂的木牌上写着当日的价，两百五十文。比火以前贵了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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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珏来的那天，衙里的台阶上还有湿灰。他是傍晚来的，穿着公服，手里拿着一本簿子。他没有进正屋，站在檐下，鞋底在砖上蹭了两下，把灰蹭掉。
“我来问一件事。”他说。
“问。”
“死了的，民夫算不算。”
“算。”
“按守军那一栏出抚恤，钱从哪儿来。”
“从榷场的抽解钱里出。”沈砚说，“账我自己做。”
岑珏把手里那本簿子的边掀开一角，又压回去。
“七年那本仓账，”他说，“在我手里过了三回。”
“哪三回。”
“头一回是第一年冬月，他叫我签转运文书。第二回是第三年，第三回是今年三月。”
“三回的凭据上，谁签的字。”
“我签的。”
“那就写你自己签的那三回。”
岑珏抬起眼看了他一下。
“就写这三回？”
“写这三回。”沈砚说，“多写一句，就多一个人。”
岑珏在檐下站了一会儿，把簿子夹在腋下，走了。他走的时候从台阶的东头下去，那一头灰薄。
第二天早上，他手底下的一个书办来衙里借一只箱子。借箱子的话是说在门口说的：岑判官在收拾行李。
沈砚正在案前对着那本裹了油布的册子。他听见了，没有抬头。
“借一只。”他说，“不要借两只。”
书办答应了一声，站着没有走。
“先生，”他说，“判官那边桌上空了，笔也收了。”
“账呢。”
“账在匣里，捆好的，三年一捆。”
“捆了几捆。”
“三捆。”
“三捆他一个人搬不动。”沈砚说，“让他雇车。”
书办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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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扒到第六天，从第二间的西墙根扒出一块木牌。牌子是杨木的，两指厚，比手掌长一寸。一面烧成了炭，边上一圈卷起来。另一面没烧透，只黑了一层，用布擦一擦，字还在。
字是刻的，一共三行，一行十几个，刻得挤，笔画挨着笔画。手摸得多了，槽口都磨圆了。
是一串名字。沈砚拿袖子把牌面上那层黑擦了。擦到第三行末尾，他的手停了一下。
那三个字他见过。今年二月里，他在军器坊对匠籍册，册上六百二十人，坊里实到五百七十九。缺的四十一个名字，都在册上，人在北边。
他把牌举到日头底下，从第一个名字数起。数到末尾，四十一个。他停下来，又把袖子翻过来，重新擦了一遍牌面上的灰，从第一个名字再数一遍。
还是四十一个。他心下一跳。
石守拙那样的人写字会手抖，这样刻字的人不会。槽口起刀的地方比收刀的地方深，刻的人是从上往下刻的。
“这一块，”他说，“跟那本册子一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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