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一月，京郊，审讯室。
“你签不签，是你的事。”审讯员说，“这东西我不催。你要是想再看看，下午接着看。”
“不用。”
“你看完了。”
“看完了。”
“她提了什么条件没有。”
“她提了一个。”
“哪个。”
“那个框。”
“别的。”
“别的不要再看了。”他说，“三页纸，最后那一行印的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
“其他事项，无。”
审讯员把这一句也记下来。
“你有意见没有。”
“一条也没有。”
“房子、钱、东西，你不看一遍。”
“她一样不要。”他说，“这些东西四年前就归她了，她没拿。”
“那你签的是什么。”
“我签的是名字。”
审讯员把三页纸摆开，摆成一行，边对边。摆齐了，往他那边推了半寸。推的时候纸在桌上走，走得很平。
笔是审讯员递过来的，黑的，笔杆上缠着一圈胶带。他接过来，先在笔录纸的角上划了一道，看有没有水。
有水。
拿笔的时候他想起来一九六七年正月。那一回笔也是她递的。
新婚第三天的晚上，她把一个新本子摊在灯底下，在第一页上写了一行，写的是收，后头一个名字，唐铁山，五块。
她写完把本子转过来给他看，说，这个家从今天起有账。
那年她刚过门三天，没朝娘家要过一根针，先给这个家立了一本账。她心里头门儿清：日子不怕穷，怕的是糊涂。糊涂着过下去的人家，穷也不算穷，苦也不算数。
“签吧。”审讯员说。
他把笔尖落在最后一页那一栏上。那一栏是空的，宽，够写三个字。
三个字。一个字一停。写到第二个字，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没断。他把第三个字写完，往回收的时候手是稳的。
他这名字签了一辈子。这一回签下去跟以前不是一回事——以前签下去是往自己兜里揣，这一回签下去，是往外掏。就这一笔的差，他用了四十年才明白。
底下一行是日子。年、月、日，他一个数一个数写。写到最后一个数，他停了一下，才收住。
他把笔搁下。笔搁在纸边上，没盖帽。
“底下还有一栏。”
“那儿是空的。”
“空的我用。”
“那一栏不装东西。”审讯员说，“写到那儿，就是多出来的。多出来的东西，往上送的时候得另外写说明。”
“我知道。”
“你要写什么。”
“三个字。”
审讯员没接话。他把笔录翻过去看了一眼，又翻回来。灯管叫起来，叫了一阵，声音细下去。
桌上那杯水从早上到现在没动过，杯壁上那层汽早没了，白漆磕掉的那一块朝着他。
“这三个字，跟协议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写它干什么。”
“不干什么。”
审讯员看了他一会儿。
“写吧。”
他拿笔。笔尖落在最后那条红线底下，落在自己名字的下头，隔开一行。
他写得很慢。比签名慢得多。写到第二个字，纸上洇开一小点，是笔尖停久了。他不擦，也不描。
对不起。
签名是给规矩写的，一笔一画得让上头看清；这三个字是给人写的。写坏了没人给他挑，可他还是写得那么慢，慢得像怕把人碰疼了。
写完他把笔帽找着，扣上，笔搁在纸的正中间。
“字我念一遍。”审讯员说。
“念。”
审讯员念。念的是协议上的字，一条一条，念到最后一页，他把那三个字跳过去了，直接念日子。
“底下还有一行。”范江海说。
“那一行不在协议里。”
“你念。”
审讯员念了。念得很轻，念完把纸合上，两只手压在纸上。
念得轻，是怕那三个字在屋里再响一回。这屋里样样都硬——墙硬，桌硬，灯也硬；就那三个字是软的，压不住。
“这一页我往上送。”审讯员说，“送上去往哪儿走，我说了不算。”
“我知道。”
“上头的字，一层一层都要看一遍。”
“知道。”
“那你写这三个字，是给她，还是给别的谁。”
他把三页纸往那边推，推得正。
“给她。”
审讯员把三页纸收起来，在桌上磕齐，折了三折。折的时候先折底下那一折，把那三个字折在里头。他夹进皮夹。皮夹里原先已经压着一沓单子，都折成三折，角对着角。
折进最里头的那一层，是这三个字。纸合上了，谁也看不见，可它就在当间，压在一沓单子的最底下，跟着他往上走。
“今天到这儿。”他说，“你回屋。”
“嗯。”
范江海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了一声。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桌面。桌上的东西都收了，只剩那个空信封。信封立不住，瘫在桌那头，封口那边翘着，白条上那两行字冲上。
他走回去，把信封拿起来，捋平，把口按上，搁在桌子当间，搁得正。
一个信封在这屋里搁了一上午，纸都软了，立不住了。他把它捋平，把口按严，摆正——像扶一个人坐直了，再自己走开。
然后他出门，一步一步往廊子那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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