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号早上，他回了宁川。
办公室里，柏向南把三个纸箱拆开了，东西摊在桌上一样一样摆好。布口袋、账本、一摞存根、柏向南抄的那三页。
“这些放哪儿？”
“抽屉。”
范江海把账本放进中间那个抽屉，布口袋压在账本上。口袋口上那两道死结，是他自己系的，从二月系到四月，没动过。
钥匙转了半圈，锁舌咔了一声。
“邵副主任送来的信封在哪儿？”
“抽屉上头。我没拆。”
信封是牛皮纸的，口上贴着一条白纸封条。封条上有钢笔写的一行字：第三十六件。
“为什么是三十六？”
“前头三十五件都清了。”柏向南说，“一件一件，签了字的。”
“谁签的？”
“前两任。签了十来年。”
“第三十六件谁签？”
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没答。
“范主任，”他说，“这一件压了四年。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是什么事。”
“邵副主任没说。”柏向南说，“他说，您看了就知道。”
范江海把信封拿起来，撕开封条。
里头是三张纸，订在一起。
第一张是材料头：姓名，年龄，哪年参加工作，现在在哪。
姓名那一栏里的三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了。
看完他把这张纸压在底下，压得很齐。
压得齐，是手稳。手稳，不等于心稳。
第二张和第三张是别人写的情况说明。两个笔迹，写的年份不同，一份是一九七零年，一份是一九七五年。
两份写的都是同一件事，年头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
一件事两种说法。这里头的道理他懂：年头变了，话就得跟着变，谁的嘴软，谁的名字就好写。
一九七零年那份写了两页半。一九七五年那份只有一页。
柏向南没走。他站在桌子对面，看着那三张纸。
“范主任。”
“嗯。”
“我先出去。”
“你站着。”
柏向南站着。
范江海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柏向南听见他手上的纸响了一声。
那是纸边刮着桌面的声音。
底下还夹着一张纸，是名单。
名单上三十六个名字，一页一个，名字后头留着一栏，用来写结论。前头三十五个都写了。
「已清」两个字，铅笔写的，写得一模一样。
写得一模一样，是一只手写下来的。三十五个名字，都是这一支笔清的。
他一行一行往下翻。
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只有一个名字。
名字后头那一栏空着。空着的地方，有一行小字，别人用铅笔写的，很轻，像是随手记下来的：
态度不好。
四个字轻飘飘的，笔画浅得几乎看不见，可压在一个人半辈子的头上。
范江海站着没动。
暖气管在墙里响了一声。窗外院子里有人推着一车煤，轮子嘎吱嘎吱，过去了。
他从上衣内兜里摸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烟盒，扁的，纸壳软了，边角磨得起毛。里头还有一根烟。
那根烟是一九六七年冬天在碱滩上给的。那年他二十三。
给了烟的人说，拿着。他说，我不抽。那人说，拿着。
他收了。
收了十二年，没点过。
烟纸黄了，干了。他捏了一下，烟丝从纸缝里漏出来一点。
他把那点烟丝掸在桌上。
掸在那张名单的最后一页上。
落在空着的那一栏里。
那一栏上头，那个名字后头，什么都没有。
那个名字是唐铁山。
唐铁山是他的连长。
他心里头咯噔一下，跟踩空了一级台阶似的。这个名字他找了好几年，原来就压在这一张纸底下，一压就是四年。
会战那年冬天，碱滩上刮白毛风。唐铁山把大衣脱下来扔给他，自己穿一件棉袄在风口上站着。
唐铁山说，小范，你这个人，心太实。
后来唐铁山升了副局长。一九七三年，唐铁山带他去见的沈怀山。
再后来，就听不见唐铁山的消息了。
他问过两回。人家说，调走了。
调去哪儿，没人说。
没人说，就是不用再问了。
他把烟盒合上，又打开看了一眼。
盒子里空了。
空盒子他没扔。他把它放回内兜，扣上扣子。
窗外那辆推煤的车又过去一趟。轮子嘎吱嘎吱。
他把那张名单翻回第一页，从头看起。
三十六个名字。三十五个「已清」。
他数了两遍。
第二遍还是三十五个。
那天下午，他没有在那个空栏里写字。
他把三张纸按原样叠好，装回信封。
封条撕开了，粘不回去。他从抽屉里找出一小张白纸，裁成一条，用浆糊贴上。
贴完，他在封条上写了一行字。
写完把信封放进抽屉最里头，压在布口袋底下。
“柏向南。”
“在。”
“这一件，你不要跟任何人提。”
“是。”
“包括邵副主任。”
柏向南点了一下头。
他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了。
门带上以后，范江海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桌上。
他没有再打开那个抽屉。
那一栏他一个字没写。空着的栏，比写满了还沉。
写满了，这事就完了；空着，就是这辈子都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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