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三月，省城，省公司家属楼三楼。
三月初，有人来敲门。
王秀芹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半新的蓝褂子，手里拎个纸包。她围裙兜里别着半截铅笔。
“范处长在家吗？”
“不在。”
那人往屋里看了一眼。孩子在小凳上玩一个线轴，什么也不懂，只管转那个线轴。
“我是老周叫来的。”
王秀芹没让开。
“东西你拿回去。”
“嫂子，我不进去了。”那人把纸包往门边一放，转身就下楼，“老周说，范处长知道。”
脚步声顺着楼梯下去，一声比一声小。
王秀芹把纸包捡起来，关上门。
孩子抬起头。
“妈，那是什么？”
她走进里屋，把纸包打开。
是钱。十块一张的，八张。她数了两遍。八十。
她把钱包好，压在枕头底下，坐到天黑。
压到枕头底下，她一个人坐到天黑。这钱一进门，日子就得换个过法。钱不进门的年月，她夜里睡得着；钱一进门，就得睁半宿眼睛。
晚上范江海回来。
他脱大衣，挂在钉子上。那颗钉子是王秀芹钉的，钉歪了，挂衣服总要往这边斜。
“今天有人来。”
“谁。”
“他说他叫老周叫来的。”王秀芹说，“留了个纸包。”
范江海顿了一下。
“多少钱。”
“八十。”
“你数了。”
“我数了两遍。”
范江海进了里屋，从枕头底下把纸包拿出来，走到墙边那个柜子前。
柜门开了。
里头塞得满满的。一条烟压着一个纸盒，纸盒底下是布包，布包上头还摞着两个罐头。
他把纸包往里塞。塞不进去。他用膝盖顶了顶柜门，才关上。
那柜子早就装不下了。他心里头门儿清，可手还是往里塞。柜子装不下，是因为家里多了一样不该有的东西；东西越塞越满，人越塞越轻。
王秀芹站在里屋门口看着。
“你锁上。”
“嗯。”
他锁了。钥匙揣进兜里。
王秀芹转身去倒水，脸盆里的水已经凉了。
水凉了她也没换。心里头压着事，喝口凉的也不觉得。
第二天晚上，孩子睡了。
王秀芹坐在桌子边，桌上放着两个本子。
一个是旧账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圆了，书脊上还有两个洞——搬家那年，箱子底板上钉过一颗钉子，本子压在布底下，钉子拔出来，就留下这么两个眼。
一个是新的。同样的本子，厂里发的，还有半本空白。
范江海回来的时候看见了。
他没说话，脱了鞋，坐在床沿上。
“江海，有个事跟你说。”
“说。”
王秀芹把旧本子推过去。
“这本，从六七年记到现在。”她说，“这个家每一分钱，我都记。”
“我知道。”
“你知道。”她说，“上个月你那笔三百，我也记了。”
范江海的手停在膝盖上。
“记了就记了。”
王秀芹翻开新本子的第一页，给他看。
那页是空的。
“这本还没写。”她说，“我想了一晚上。我想问你一句。”
“问。”
“这本，你要不要我也替你记。”
范江海没答。
这一句问的不是本子。问的是往后这些年他干的事，她算不算上一份。
他的手伸到兜里，摸出半盒火柴。他抽出一根，没点烟，就那么捏着。
火柴盒在他手心里响了一下。
“你记你的。”他说，“你记你的账。”
“好。”
答应得挺痛快，可那根火柴他一直捏在手里，没划。
王秀芹把新本子合上。
“睡吧。”
她拿着本子进了里屋。木箱盖响了一声。
那本新本子，她只记一样东西。
旧本子上是有来有去的。五十六块五，八块六一盘药，寄给娘的二十块，煤两块二。每一笔都写得端端正正，落款写着日子。
新本子上没有这些。
第一行，她写了个日子。往后跟着一个数，再跟着一个字：收。
不记谁给的。不知道来处的，她不写；知道了的，才写。
不记干什么用的。一个字都不写。写了，就等于替他把话编出来。
也不记出去的钱。
这本账只进不出。
为啥只进不出？因为进来的每一笔，家里都没往外退过。
她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在角上写了三个小字，铅笔的，很轻。写完她想了想，又在底下添了一行。那行字是：经我手的，我要标出来。
新本子上到那时已经有了三笔。
第一笔是去年九月，三百。那是他帮人调工作收的，他数了三遍，一夜没睡，第二天给她买了一块表。
表她没戴过。
表盒在抽屉最里头，蓝布面，一按就开。里面压着一张硬纸片，是买表用的票根。
去年九月他把两个人的工业票都要走了，说单位统一买。
那块表，是用两个人的票换的。
她把表盒盖上，放回抽屉最里头。放完，她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桌边，把新本子翻开。
她在“三百”那一行旁边，画了一个小圈。
这个圈小得很，浅得快看不见。可这一笔，是她头一回把那个数圈出来。笔尖兜那么一下，是账上的圈，也是她心里的一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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