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九月，省城，省公司家属楼三楼。
那天夜里那句话，他没说完。
第二天早上六点，范江海下楼。楼门口蹲着一个人，脚边搁着蓝布包袱。
是老周。他把包袱往范江海脚前推了推。
“范处长，你要是不要，我就在这儿蹲着。”
“起来说话。”
老周没起来。他把包袱抱回怀里，两只手压在顶上。
“我闺女在北岭井上干了两年。”他说，“我老婆的病，一年比一年重。”
闺女的工，老婆的病，这两样他都办不了，只能蹲在这楼门口。一个大男人到了只能蹲楼门的份上，是先把自己的脸搁在地上了。
范江海没答。
“上回你说的事，我办齐了。”
“我说的是让你等。”
“我等了。”老周说，“我把等的本事都带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
纸上写着三行字。他闺女的岁数，工种，身体。
范江海没接。
这张纸要是接了，就等于点了头。手伸出去一寸，往后的账就记一辈子。
老周把纸叠回去，揣进兜里。
他把包袱搁在台阶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东西搁这儿。你不要，我也不拿回去。”
他转身就走。走了七八步，他回头。
“范处长，我儿子上工的道远。”他说，“家里那辆自行车卖了。”
“卖了多少钱。”
“八十。”老周说，“剩下的是跟人借的。”
他走了。走得很慢，慢得像腿上灌了铅。
范江海站着看他的背。老周褂子的后背上有一块补丁，补丁的线是白的。
那块补丁是他老婆缝的还是他自己缝的，范江海没问。
他手里还提着上班的帆布包。
台阶上那个蓝布包袱四四方方，捆着两道绳。
那天上午，包袱进了办公室。
他没解绳。包袱塞进铁皮柜最底下，压在一摞旧报纸下面。柜门锁上，钥匙揣进兜里。
锁扣卡了一下。他用手掌按下去。
一上午他开了三回柜门。三回都没把包袱拿出来。
他不是忘了拿。是每回手伸进去，又缩回来。伸进去是办成事，缩回来，是心里还留着一点人味儿。
中午有人敲门。
“范处，车队那个名单，下午得报。”
“报几个。”
“一个。”
“知道了。”
门关上。窗外有人扫院子，扫帚一下一下刮着水泥地。
过了一会儿，科里有人进来送表，看见铁皮柜开着，什么也没问。
这几天楼道里在换牌子，木匠在墙上打眼，声音一下一下的。
下午三点，名单报上去了。
报完他坐在椅子上，把抽屉拉开又推上。抽屉里有一包烟，别人送的，纸壳上落了灰。
他抽出一根，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又塞回去了。
烟是别人送的，他一根没动。说白了，动了就是收下了。手先软了，往后的路就都是别人在前头领着走。
下午四点多，他在楼道里碰见马长山。
楼道里的灯坏了。天还没黑透，人的脸已经看不清了。
马长山在车队开车，十一年工龄。老婆孩子在这边，他一个人在北岭。两个月回来一趟，坐六个钟头的车。
“范处长。”
“长山。”
“名单下来了。”
“下来了。”
马长山两只手在裤缝上擦了擦。
“是谁。”
范江海没答。
“你别说。”马长山说，“你说出来，我还得替你记着。”
这话是替他留脸，也是替自己留一口气。
他从上衣内兜里摸出一张纸。纸折了四折，边角磨起了毛。
他把纸打开。
“十二个签字。”他说，“我跑了八个月。”
“长山，这回的名额是上面定的。”
“上面定的时候，看的就是这张纸。”马长山说，“这纸我跑了八个月。”
范江海看着那张纸。上头的字一行一行排得很齐，每个名字后头都摁着一个红印子。
“范处长，”马长山说，“你在北岭那几年，嫂子也在这边等过你。”
范江海站着没动。
他想说点什么。可这会儿说什么，都是欠下的。
马长山把纸撕了。撕成四片，叠起来，又撕成八片。头一下，撕的是他八个月跑的路；第二下，撕的是他自个儿。
碎纸扔进墙角的垃圾桶。
他往楼梯口走。走到一半，他停住，回来，弯腰把手伸进垃圾桶，把那些碎纸一片一片捡出来。
捡完了揣进兜里，是舍不得，也是给自个儿留个念想。
“我娘问我调回来没有，”他说，“我还得说实话。”
他下楼了。
范江海站在楼道里。楼道尽头的窗子开着，一张废纸从这头吹到那头。
他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
桌上那份名单压在玻璃板底下。有名字的那一行朝下。
他没翻过来看。翻过来，就得认这个名。不翻，名也在纸上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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