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二月，省城，省公司大院东门外。
雪下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停了。地上积了半尺，脏的，让人踩成一片灰黑。
一辆卡车停在东门外头，车斗上盖着一块旧帆布，帆布上又压了一层雪。司机没下来，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岗楼里的兵走出来，拿铁锹把车轮底下的雪铲了两下。
“通行条。”
“什么条？”车斗上跳下来一个人，棉帽子压到眉毛上。
“进院子的条子。”
“我哥在里头。”
“谁的哥都得有条。”
那个人往楼上看了一眼，抬手指了指。窗户上结着冰花，看不清人。
他叫范江涛，范江海的二弟。
“你让岗上打个电话。”
“打不了。”兵说，“你得有人下来接。签字。”
“签字”两个字一落，楼上那扇窗户后头就有了动静。
范江海穿着棉袄下来，扣子没系完，鞋是在楼道里提上的。
他隔着二十步看那辆车。
车斗上的雪没化，压着的地方凸起几个包，看得出里面是布袋和纸箱。
他往前走。
“范处长。”兵说，“这是您弟弟？”
“是我弟弟。”
“条子得您签。”
范江海进了岗楼，从桌上拿起那支公家的笔。笔杆上缠着白胶布，胶布发黑了。
他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又写了一行：此车进院卸货，出问题由本人负责。
这一行字他写得比自己的名字还慢。名字是给人看的，责任是写给自己认的。笔一提，往后真出了事，认账的就他一个。
他把笔放回原处，笔尖朝里。
兵看了一眼那行字，把本子合上。
墙上的半张纸被风掀起一个角，又贴回去。
“哥。”
“上车。”范江海说，“别在外头站着。”
驾驶楼里还有一个人，二十多岁，怀里抱着个账夹子，见了他就叫“大哥”。
“这是跟我管账的。”
那个抱账夹子的笑着点头。
司机没下来。四十来岁，脸上一层土，手一直搭在方向盘上，从窗玻璃里看了范江海一眼，又转回去。
“车开进去，走西门，进后头的料场。”范江海说，“东西卸三袋。”
“哥，一车呢。”
“三袋。”
“这么多东西我往哪儿送？”
“你往哪儿送我不管。”范江海说，“这个院里头，能搁下这一车东西的，都得进去。”
说白了，三袋东西卸下去，剩下的还压在车上。谁想动这一车，都得自个儿进这个院子。
范江涛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牙上沾着一点烟丝。
这一笑是笑给哥哥看的，也是给自己壮胆的。一车东西压得帆布直鼓，笑得再响，也压不住底下这股气。
车动起来，压得雪嘎吱响，往西门去了。
进门上楼，二楼曹家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小孩的脸贴在缝上，又关上了。
门口地上是一袋山里拣的木耳，一条冻肉，肉上裹着报纸，报纸冻在肉上撕不下来。还有一块豆腐，用湿布包着。
范江涛一进门就往凳子上坐，坐了半截，又起来。坐下是走亲戚，站起来是求人。
“哥，家里过不去了。”
“怎么个过不去？”
“去年秋天没了一头猪，我欠队上一笔钱。”范江涛说，“娘的喘病入冬犯了两回，咳得夜里坐着睡。”
听着一带而过，范江海心里却一紧：能坐着睡，就是躺不下。这句轻轻飘过去的话，落在他心上是块石头。
“娘的药我每个月都寄。”
“寄是寄了。”范江涛说，“县医院那个药叫喘宁，没有条子买不出来。”
范江海站在桌子那边看着他。
“条子我写，写县医院的，写我娘的名字。”
笔还没落，他心里先掂了一下。这张条子一写，就是拿公家的纸，办自家的事。公家的纸薄，写上了自家的事就沉。
范江涛搓了搓手。
“哥，你单位不是有医院吗。”他说，“门诊开药不要条子。你给个人名，我自己去，下午的车就到。”
“行。”范江海说，“你去。”
“去哪儿？”
“县里。”范江海说，“离你家八十里，你跑一趟。”
“哥——”
“你欠我的不是药。”范江海说，“你自己清楚。”
屋里静了一会儿。窗户外头有人在扫雪，铁锹一下一下地推。
范江涛低下头，把棉帽子摘了，放在膝盖上。
“那还有一件事。”
“说。”
“我们那儿那口井。”
范江海的手停在桌沿上。
“四号井。”范江涛说，“封了两年，抽油机都锈得动不了。前年冬天我们几个人过去看了看，拿铁棍往下捅，还往上返东西。黑亮黑亮的。”
“谁让你们去看的？”
“没人让。”范江涛说，“我们自己去的。哥，我不懂井，我就知道那底下有东西。你给个人名，我自己去跑，跑成了我不提你。”
“不给。”
“你这么硬？”
“我不是硬。”范江海说，“你去年拿别人的名字跟人赌过输赢，你当我不知道。”
范江涛的脸白了一层。
兄弟俩中间就隔着一张桌子，这会儿看着，像隔了一条沟。沟不算宽，可这一步谁都迈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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