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号上午，北岭来了个长途。
柏向南接的。他把听筒捂住，回头说：“范处，井上来的。”
范江海走过去。
那头是钻井队的人，声音很远，像隔着风。他说，往下打了一百二十米，见了油。这一句，他在心里等了不是一天两天。
“多少。”
那头报了一个数。范江海把这个数在心里记了一遍。
“原来那二十六个人呢。”
那头停了一下。这一停，范江海心里就凉了半截。油是好信儿，可这一停，比坏信儿还沉。
“名单还在油田。场部说要研究。”
“知道了。”
他把电话挂了。油是出来了，那二十六个人还搁在那边，等人研究。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省城，大院家属楼四楼。
范江海拎着两斤木耳上楼，脚步放到最慢。走得慢，不是拎不动。这一层楼上去，说话就得换一副腔调。
四楼住两户，三号门是白家。楼道里没有灯，声控的灯泡让人拧走了，只剩下一个铁丝口。楼梯扶手上糊着旧报纸，报纸上的字换过一茬，他站在那儿看了两眼，看不懂。
他敲门之前，把中山装的领扣解开了一颗。硬领子卡着脖子，一晚上能磨红一圈。往上走的人，脖子先受罪。
门开了。
白振国穿着棉袄，袖子上套着一副蓝布套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脸盆。盆底掉了巴掌大一块瓷，露着黑铁。
“来了。”白振国说，“手别伸，烫。”
盆里是刚出锅的鱼，汤还在皮下翻泡。
“您自己做？”
“你嫂子没了。”白振国说，“做饭这事儿，我学了两年。”
范江海把木耳放在门边的凳子上。
白振国看了一眼。
“这东西，”他说，“你拎上来，三层四层都看见了。”
“看见了就看见了。”
“你现在还不怕人看。”白振国说，“进来。”
楼梯上有了脚步声。王秀芹端着一碗酱上来了，一手扶着扶手，一手托着碗沿。
她走到凳子边，弯腰看了看那个纸包。她看东西不用问价，心里头就有一杆秤。
“两斤木耳。”她说，“一块八一斤，三块六。”
“秀芹。”
“你别说。”王秀芹说，“我问一句：这钱谁出的。”
范江海站着没动。
“老家的康小满，上个月托人捎来的。”他说，“捎来一包，他说是山上拣的，不花钱。”
“不花钱的东西，”王秀芹说，“你怎么拎到白家门上来了。”
她把酱碗换到另一只手上，先进了门。
桌子不大，四个人坐，两头顶着墙。
四个菜。醋溜白菜，炖豆腐，一碟咸菜，中间是那个脸盆装的鱼。主食是一屉窝头，黄澄澄的，玉米面掺着豆面。
鱼没动。是条半斤的鲫鱼，摆得很正，头朝里。
白雪樱坐在靠暖气那一侧，穿一件洗白的蓝罩衣，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看见范江海，点了一下头，没说话。
王秀芹比他晚一步进门。她先看了看桌上，又看了看盆里那条鱼。她看的不是菜，是这一桌花了多少钱。
“白记者。”她说，“你一个月回来几趟。”
“四趟。”
“四趟。”王秀芹说，“一趟一斤肉的钱，一年就是四十八斤肉。”
白雪樱看了她一眼。
“嫂子，”她说，“您算得比我细。”
“我不细。”王秀芹说，“我就是知道肉多少钱一斤。”
“白叔，”她说，“您这鱼，是给谁买的？”
“给客。”
“两斤半。”王秀芹说，“今天是礼拜六，早市上两块二一斤，您这块五块五。您一个月六十八块，还要给雪樱寄。”
白振国把筷子摆整齐。
“秀芹，你这是进门就算账。”
“我算账不白算。”王秀芹说，“我进门先算账，这样吃饭的时候心里有底。”
她把酱碗放下，自己坐在最外头那把椅子上，挨着门。
范江海坐在她对面。
白振国给每个人盛了一勺汤，盛到范江海那儿，勺子顿了一下。这一顿，是有话要说了。
“你那口井，”他说，“往下打了一层，出油了？”
“出了。”
“出的这口油，是谁签的字？”
“管事的齐同志签的。”
“他为什么签？”
范江海想了想。
“因为材料是我递的。”
“不对。”白振国说，“他签，是因为他自己认。”
“你到省城才四个月，就摸到这条道了。”他说，“摸得挺快。”
“不是摸，是等。”
“等什么？”
“等一个肯认的人。”
白振国端起碗喝了一口。
“你这话说得挺可怜。”他说，“我听着不舒服。”
第一轮窝头下去，谁也没提正事。
白振国给范江海夹了一筷子白菜。
“你到省城四个月。”他说，“签了几回字？”
范江海把窝头放下。
“三回。”
“哪三回？”
“一回是科室的季度用料。”范江海说，“一回是调动。”
“第三回呢？”
范江海没答。
“第三回，”白振国说，“是你把油田上来了三个月的那个小青年退回去。条子是你早一天开好的。”
三回字，前两回是明面上的，第三回是退自己人。这话白振国没挑明，可范江海心里头门儿清：头两回签的是公事，第三回签的是自己人。退自己人这一笔，才是他往上迈的头一脚——这一脚，是踩在别人肩上迈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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