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他回家很晚。
门里亮着灯。他先敲门。
咚、咚。
“我。”
王秀芹在灯下坐着，桌上摊着那个牛皮纸本子。她在最后那一页上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笔。
里屋的炕上，闺女睡熟了。三岁的孩子，睡相不好，一条腿压在被子外头。
“吃饭没有。”
“吃了。”
“汤还热着。”
“不喝。”
他坐过去。本子上那一行新字还没干。
三月，添一口人。
他看了一会儿。
“什么意思。”
“我有了。”王秀芹说，“两个月了。”
范江海站着没动。屋里只有灯芯响。
“几月生。”
“十一月。”
他点了一下头。
王秀芹把铅笔搁在本子上，看着他。
“你就点个头？”
“好。”他说。
“江海。”她说，“你刚才头一句问的是几月生。你先算的不是孩子，是你自己那点事。”
这话戳得准。范江海心里头一紧，跟针扎在肋条上一样，正扎着疼处——他刚才脑子里过的，确实是十一月回不回得来。
范江海没坐下。他伸手把本子往灯底下挪了挪，看清了那一行字。
字写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因为新本子还没买。
一个本子写到最后一页，家里的新本子还没买，孩子倒先来了。一笔账还没算清，又添一笔。
“机关的事，你听谁说的。”
“你们科今天来的电话，我们厂里都有人问。”王秀芹说，“问你什么时候搬走。”
“还没定。”
“那我就跟你算一遍。”王秀芹说，“你现在一个月六十八块五。去了机关，级别提半级，工资七十一块五，可野外补贴九块五没了。里外你少六块五。”
她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桌上点了一下。
“闺女夜里要是发烧，我得背着她过那条水沟，翻到卫生所去。你走了，我一个人。厂里的活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我请不了长假。十一月我要生孩子，你人在三十里外，一个礼拜回来一趟，赶上会战，一个月也回不来。”
范江海站着听。
“你算得对。”他说。
“我不光会算。”王秀芹说。
她弯下腰，从箱子底上抽出一个布口袋，放在桌上。袋子瘪了，解开绳，里头是一小叠钱，用线绳扎着。
“这是我攒的。三十块。”她说，“十一月要用的，我攒了五个月。”
“你攒它干什么。”
“生孩子要钱，坐月子要钱。红糖、鸡蛋、棉花、尿布，哪一样都要钱。”她说，“你少的那六块五，我拿这个填。填半年，钱就没了。”
她没把口袋推过来，也没收回去。袋子就摆在桌子中间，绳头散着。
那三十块钱摆在当间儿，范江海心里头不是滋味：这是她五个月一口一口省下来的。省下一分钱，就是从她自己嘴里抠一口。
“秀芹。”他说，“我在井上再干十年，还是个科长。上不去，就得让别人划我的名字。名单我划过一回，我不想划第二回。”
王秀芹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划了别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就上去了。”她说。
灯芯爆了一下。
“我再问你一句。”王秀芹说，“你这一步上去，是拿谁的位置换的？”
范江海没答。
“我不问名字。”她说，“我就想知道，那人家里的嘴，有没有人喂。”
屋里静下来。
“有一个人，在井上干了十九年。”范江海说，“上礼拜他去了机关，坐了一下午，一句话没说。”
“他家里几口人。”
“不知道。”
“你不知道。”王秀芹说，“那你就去问。”
她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压上锁。
“江海。”她说，“我嫁你那年跟你说过一句话。我说我只要你晚上回家的时候，还知道敲门的是我。”
“你记了九年。”
“你记住了字，没记住事。”
她端起那盆洗脚水，出去泼了。门帘落下来，屋里暗了一块。
夜里十一点，他回了办公室。
路上经过老井场。那口井早就不出油了，井架还在，四条腿立在雪里，架上没有灯。他站了一会儿。
泥浆池填了，填成平地，上头压着一层雪，什么都看不出来。
他蹲下去，抓了一把雪。雪底下是硬的。
他把那点土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又撒回去。
十九岁那年，他在这池子里泡了三天。那三天的账，他到现在也没跟人算过。
那会儿他只要一顿高粱米饭。他没想到，人往上走，账会越算越大——账本越厚，记的全是别人的名字。
办公室的灯拉亮。桌上还摊着账本和领用单。
他把抽屉最底下那张底联摸出来，正反面看了一遍，又放回去。
调令是一式两份，压在玻璃板底下，下午他自己拿回来的。他把上面那一份抽出来。
最后一行写着：本人签字。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烟，放在桌上，没点。
然后拔开钢笔。
他写：范江海。
三个字，写得比平时慢。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墨水渗开一点。
慢，是心里头还在掂。可这支笔到底还是落下了，落下去，就收不回来。
签完他把笔帽扣上，把纸对折，塞进上衣口袋。
他吹了灯，出门。
家属楼三楼那盏灯还亮着。
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口袋里那张纸贴着胸口，硬硬的，硌着。
他上了楼，敲门。
咚、咚。
“我。”
门开了。王秀芹站在门口，手里还捏着那支铅笔。
“这么晚。”
“开了个会。”
屋里桌上，本子又摊开了，还是那一页。
三月，添一口人。
他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后。
调令在口袋里。一句没说。
他心里头清楚，这一句要是说出来，桌上那三十块钱就白攒了。
灯还亮着，本子还摊着。那一行字在那儿搁着，他一个字也不敢往上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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