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五月，北岭油田，器材科库房。
卡车开进院子的时候，范江海正在对账。
车上装的是景片，四块画了山水的木板，用草绳捆着。押车的人跳下来，先找他签字。
领用单上写着白布十二匹、灯线六十米、木杆四根，用途栏填的是“文艺调演后勤”。
他看了一眼，把单子推回去。
“不签。”
“范科长——”
“库房没有。”
押车的人不吭声了。
帐篷里出来一个女的，二十五六岁，穿一件军绿衬衫，袖子挽到肘上，头发在脑后盘着，脸上一层薄粉，嘴唇是浅红的。
风从院门口穿进来，把一股味道送到他跟前。
香的，发甜，跟荒原上的一切都不一样。
这味儿他没闻过。闻着，他心里头莫名地一动，跟让人拿指头在胸口戳了一下似的。
“我叫余兰。”她说，“省里下来的，借调在文工团管服装道具。”
“知道。”
“范科长，东西不白拿。”她说，“我拿票换。”
“什么票？”
“戏票。”余兰说，“六场，第一排给你留两个座。”
范江海低头去翻账本。
“不看戏。”
“你看过。”她说，“前年你们连队那回，你站在最后一排靠门的柱子边上。三次，你站了三次。”
他的笔停了一下。笔停了，心里头那根弦也跟着提起来，提得他后脖颈子发凉。
“你记错了。”
余兰没再说。她转身朝卡车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回头。
“我不是来跟你要东西的。”她说，“我是来认人的。原来那双手，就是你的。”
她的手往他身上比了一下，比在手上。
那十根手指头，1964年冬天肿得像十根胡萝卜，后来裂了二十七道口子。
那二十七道口子早长好了。可谁一提，他心里头还是跟针扎了一下。
库房那天归康小满管。
他是五月头上进来的，处里没给他名分，只说了一句：先干着。
他蹲在库房门口，嘴上叼着一根烟，不点。烟是别人给的，他舍不得。
“范哥。”他站起来，“那车白布，卸不卸？”
“卸一车。”
“单子上写十二匹。”
“卸四匹。”范江海说，“灯线给二十米。木杆一根不给。”
“范哥，人家是省里下来的。”
“我知道她是省里下来的。”
“那——”
“剩下的她自己想办法。”
康小满站着不走。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捏了捏，又叼回去。
“范哥，白布库里就这一批。”他说，“那是井上的备料，抢险用的。”
“我知道。”
“你上年冬天还跟我说，库里少一件，井上就多一分险。”
范江海抬起头。
“小满。”
“哎。”
“你照单子办。签字的写我。”
康小满不说话了。他心里头想不通：这白布是抢命的东西，怎么就卸给台上唱戏的了。说白了，这是拿救命的料，去糊台上一片假山假水。
他进库房，打开铁皮台账，拿铅笔在领用单上填用途。他写了“文艺调演后勤”，四个字，写得慢，笔画是歪的。
写得慢，是心里头不痛快。手底下慢，是心里头拧着劲儿。
写完他把单子推过来。
“范哥，用不用改成井口抢险备料？”
“不用。”
“改了好看。”
“不好看也是我签的。”
康小满把单子收进抽屉，出去卸车。绳子一松，四块景片从车帮上滑下来，磕在水泥地上，一角磕掉了漆。
他弯腰去扶，手背上蹭了一道红漆。
那天晚上范江海回得晚。他进屋前先在门上敲了两下。
咚、咚。
“我。”
王秀芹在灯下等着。桌上摊着账本。
“吃了没有？”
“吃了。”
他把外衣脱了搭在椅背上。王秀芹没抬头，笔在账本上走。走到一半，她另起一行，写了两行小字。
他坐过去看，铅笔字压得很重：
五月七日。招待所床单一条，四块二。自付。
“谁的床单？”
“咱家的。”王秀芹说，“前个月你弟来住那两晚，我给招待所补的。我不占公家的。”
她把本子合上。
“你们科今天卸了一车东西？”
“卸了。”
“给谁的？”
“文工团。”
王秀芹停了一下。
“那个女的，”她说，“我听人说了。她前天在食堂问人，问器材科的范科长爱吃什么。”
“嗯。”
“江海。”
“你说。”
“戏台上的人，唱完就走了。”她说，“你别把咱家的还留在台上。”
范江海没接话。
他心里头明白，她说的不是戏。她是拿一句戏文，替这个家把门。
门她是把住了。可往后敲门的劲儿，一回比一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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