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九快不行了。
消息是顾延家的人送来的，只有一句话：崔爷这三日不进饮食，说想见沈大人。
沈砚当日就去了。
崔九住在城东一条窄巷里，门口没有牌子。屋子很小，一明一暗两间，明间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落满灰。暗间里一张床，床前一个旧炭盆，盆里的炭红了半边，另一半是灰。
崔九靠在床头，脸瘦得只剩一张皮。他脖颈上那道旧疤，现在看起来更长了，从耳根一直拉到锁骨。
看见沈砚进来，他笑了一下，牙掉了一半。
「你来了。」他说，「坐。」
沈砚在床边蹲下。
「你这是病，还是躲。」他说。
崔九咳嗽起来。咳得整个人往上弹了两次，咳完了，喘了很久。
「我这一辈子躲过一回。」他说，「躲了十六年。这回躲不动了。」
「什么病。」
「不知道。」崔九说，「郎中说是肺，说是肝，说是心里的火。我不问。我只知道，我快死了。」
他说得很平静。
「你叫我来，是有话说。」
「有。」
崔九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攥在手里，没有立刻递。
「你先答我一件事。」他说。
「你说。」
「你查到哪儿了。」
沈砚没有隐瞒。
「查到两道诏。」他说，「一道，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七，发朔州。一道，同月二十三到。还有兵部的启闭簿，还有一个人三十年的家书。」
崔九听着，眼睛闭着。
「三天。」他说。
「什么。」
「你往下查，会查到一道诏。」崔九说，「那道诏上，一个字的名字都没有。只有四个字。」
沈砚心里一动。
「哪四个字。」
崔九睁开眼。
「须有定论。」
屋里静下来。
炭盆里有一块炭塌下去，红的裂成两半。
沈砚盯着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递的。」
崔九把攥着的那样东西递过来。
是一个小小的布包。布已经旧了，颜色褪成了土灰。沈砚打开，里头是一块木牌。木牌一掌长，三寸宽，边上磨得很圆。牌上刻着两个字：递使。
「差官递诏，腰间挂这个。」崔九说，「挂在腰上，走驿路，一路不查。到了地头，把牌交回。这一块，没交回。」
「为什么。」
「因为交不回去。」崔九说，「这道诏，不在通政司的簿上。」
沈砚抬起眼。
「我查了通政司的发单，」他说，「上面有这一道。名字那一栏是空的。」
「空的就对。」崔九说，「因为递的人不挂号。」
他把手搁在被子上。
「景和元年十一月十六的夜里，有人把我叫到了宫城西角门。我在那里站了半个时辰，来了一个人，给我两样东西：一块木牌，一个封筒。」
「封筒什么样。」
「没有字。封口上压了一枚印，不是官印，是私印。四方，边缘有一圈花纹。」
沈砚的手在膝上停住了。
他见过那道花纹。
在那十二口箱子的旧封条上。那道被纸褶吃了半边、只剩「崔」「印」两个字的封条上。
「印上是哪两个字。」
「崔。」崔九说，「还有一个字，我不认得。是个生僻字，左边一个『敬』，右边一个『攴』。」
「敬之。」沈砚说。
崔九看着他，笑了一下。
「你认得。」
「崔敬之。」沈砚说，「崔敬修的堂弟。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景和十三年外放，景和十四年死了。」
「死了。」崔九说，「死在任上。报的是瘴。」
「不是瘴。」
「我不知道是什么。」崔九说，「我只知道，那道诏是他给我的。他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崔九没有立刻说。他闭上眼睛，喘了一会儿。
「他说：」崔九说，「『路上别看。』」
沈砚没说话。
「我没看。」崔九说，「走了六天。第七天晚上到的。到的时候，城里在烧。」
「哪一天。」
「二十三。」
十一月二十三。
沈砚在床边坐得笔直。
「你怎么递的。」
「进城，找衙门，交封筒。」崔九说，「收了封筒的人，问我要回执。我说没有回执。他说，那你有牌吗。我把牌给他看。他看了牌，就不问了。」
「那个人是谁。」
「朔州节度使。」崔九说，「当时的。」
「叫什么。」
「姓李。」崔九说，「三年前死了。死在任上，也报的是病。」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
「封筒是节度使自己开的？」
「自己开的。」崔九说，「他把我让到里间，自己拆。拆开看了，看了很久。看完了，把筒子烧了。」
「烧了。」
「当着我的面烧的。」崔九说，「烧完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回去，路上什么都别说。』」
「你说了吗。」
「没说。」崔九说，「可我也没回去。」
沈砚抬起头。
「我在朔州待了九个月。我不走。我每天在街上转。我看见了。」
他咳嗽起来，这一次咳得很凶，咳到后头变成了喘。
沈砚扶着他，等他缓过来。
「你看见了什么。」
崔九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点很亮的东西。
「我看见有人往下数人头。」他说。
沈砚的手在他背上停了一下。
「数给谁。」
「数给纸。」崔九说，「一个人在城墙上，手里拿一本簿，一个一个念。念一个名字，底下的人应一声。应了，就在簿上画一道。」
「画给谁看。」
「画给京里看。」崔九说，「画完了，就有人去收尸。收了尸，就有人去烧房子。烧完了，就有人去报。」
「报什么。」
「报『边寇犯境』。」
崔九喘了两口气。
「十七户。报了十七户。」
沈砚的喉咙有点发紧。
「后来。」
「后来十七变成三十七。」崔九说，「换了一任知州，报的是二十七。又换一任，报三十七。三十七比二十七多十个，多出来的十个，能领十个人的抚恤。」
他说到这里，笑了一声。
「三十七个人，死了三回。第一回是真死。第二回是报上去死。第三回是有人拿他们换了钱。」
沈砚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没有院子，只有一堵墙，墙头有一株枯了的石榴，枝是黑的。
「那道诏，」他说，「写了什么。」
「四个字。」崔九说，「须有定论。」
「四个字，怎么下旨。」
「就是这么下旨。」崔九说，「诏上不写做什么，只写要有一个结果。意思明白：不管怎么做，给我一个结果。」
沈砚转过身来。
「『不管怎么做』，这四个字，是最狠的。」
「是最狠的。」崔九说，「因为下旨的人，什么也没说。做事的人，什么都能做。到时候追究起来，诏上只有四个字：须有定论。定论在做事的人手里，罪也在做事的人身上。」
他抬起头看沈砚。
「你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查不到崔敬修的罪了吧。」
沈砚没有答。
「因为他干净。」崔九说，「他从头到尾没有下过一道有罪的令。他拟的诏，只有四个字。他要的东西，从来不明说。他给出去的东西，都是一个封套，一个封筒。封着的。拆封的人不是他，办事的人不是他。他就站在最中间那个位置上——什么也没做，什么都知道。」
崔九喘得越来越短。
沈砚倒了一碗水，扶他喝了半碗。
「你为什么现在说。」沈砚问。
崔九放下碗。
「因为我要死了。」他说，「我一死，这件事就只剩纸了。纸会被人改。人不会。」
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抓住沈砚的袖子。力气很小。
「还有一件事。」
「说。」
「那道诏的拟稿，不是崔敬之。」
沈砚看着他。
「崔敬之只是个递的人。拟稿的另有其人。那份拟稿我看过一眼——封筒没封严，露出半截。」
「你看见什么。」
「看见拟稿上有一行小字。」崔九说，「写着：『兵部具稿，门下书行』。」
「兵部具稿。」沈砚重复。
「拟稿的人是兵部的。」崔九说，「景和元年，崔敬修是兵部右侍郎。」
屋里静了很久。
「拟稿是崔敬修。」沈砚说。
「拟稿是崔敬修。」崔九说。
「递诏是崔敬之。」
「递诏是崔敬之。」
「批诏是谁。」
崔九没有答。
他只是看着沈砚，看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说，「我这一辈子，只看见四个字。」
他的手松开了沈砚的袖子。
「我死之前，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什么。」
「那块牌。」崔九说，「我留了十六年。我留它，是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要有人来问我。可是我不敢用它。因为一用它，我就成了『递诏的人』。递诏的人，在律上，是『知情不报』。」
他闭上眼睛。
「你今天来，我把它给你。你拿去。你用它，我就是证人。你不用它，我就把它带进棺材，谁也别想知道。」
沈砚把木牌握在手里。
木牌很轻。十六年了，边上磨圆了，摸着像块骨头。
「我用。」他说。
「你想清楚。」崔九说，「你用了我，我就得说。我说了，崔家就完了。崔家完了，崔九这个名字，就不在族谱上了。」
「你现在还想着族谱。」
「我不想着族谱。」崔九说，「我想着我娘。我娘埋在西山，坟头一块碑，碑上写着我是她儿子。族谱上把我除了名，我娘的碑就没人管了。」
沈砚握着那块牌，没有说话。
窗外有风，墙头那株枯石榴的枝在响。
一个人递了一道诏，十六年不敢用一块牌。
因为一用，他就不是儿子了。
崔家这一族，到底是用什么把人绑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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